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探讨

　　夏鼐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他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一系列论著，突出地反映其文献根底深厚，擅长历史考据，善于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出发，结合可靠的文献记载，不断进行新的探讨。特别是从方法论上给人启示，引导大家正确地对待文献资料，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

　　1950年代末，当夏文化问题探索刚着手的时候，夏鼐就曾指出，应该审慎地对待“古史传说”资料，其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有关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以后，一些人认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夏文化问题已经解决。夏鼐针对众说纷纭中的糊涂观念，又从基本概念上进行澄清。他指出，“夏文化”应是夏王朝时期的夏民族文化，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分辨不同的时期、地区和族系。又说，夏文化问题在年代学上很麻烦，商年和夏年都有悬殊较大的不同说法，目前并没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烦，“禹都阳城”说出自上距夏禹两千年的《孟子》，另外还有禹都安邑的说法；纵使“禹都阳城”可信，它和东周阳城是否一地仍需证实。这种周密思考、认真分析的科学态度，推动了夏文化探索工作的发展，使有关研究不断深入。

　　根据夏鼐的学术思想，社科院考古所对于历史时期考古，着重于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兼及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以及若干手工业遗址的考古工作，持续进行，逐步深入，取得显著的成绩。

　　夏鼐对于古代器物的研究，例如商代和汉代玉器的研究，则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首先，注意探讨中国古玉的质料和原料产地，提倡对各地出土的玉器多作科学鉴定，从矿物学上判别它们的显微结构和所含元素，以便与地质矿产资料比较分析。其次，强调正确判定玉器的类别、名称和用途，不能继续采取传统的“诂经”方法，而应改变为谨慎的考古学方法，即根据各种玉器的出土情况，以及它们的形状，结合传世品和文献资料考证其古名，用途不明的暂时存疑。由此他断然判定，“所谓璿璣不会是天文仪器”。这便为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使古玉研究从礼学家烦琐考证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对历史考古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