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知难后来幸福吗？

　　易知难，是一个重庆女孩，1990年时23岁，歌唱演员。“我们这一代”被拍的所有人里属她名头最小，但有媒体说：“在肖全的女性系列中，易知难的肖像是最为人们喜爱和熟悉的照片之一。”

　　“1988年，成都的大街上我常看见两个穿牛仔衣、披肩长发的女子，骑着自行车很拉风。后来知道她们是好姐妹，其中一个叫易知难。我参加过一次易知难的一次生日派对，那天她很开心地打着手鼓在音乐下忘情摇摆，何多苓、刘家琨、朱成、欧阳江河，一个比一个疯地跳舞。”肖全那时是诗人、艺术家圈子里的“小兄弟”，乐于日日跟他们混迹一处。

　　1990年五一那天，易知难去肖全家玩。突然想起说：“肖全，老子认识你这么久，你居然还不给我拍照片？”肖全一想：对啊！那就今天嘛。

　　易知难给了肖全50元钱，陪他去买了一盘保定（乐凯黑白胶卷）盘片。他们又一起去科甲巷最时髦的服装店买了裙子。回到易知难在四川舞蹈学校的琴房，她换上那件蓝底白点的裙子开始化妆。肖全在窗下桌上为《中国摄影家》杂志写崔健的图片说明。

　　过了一会儿，“我一扭头，知难儿的妆化好了，坐在钢琴旁点燃了一支烟。看见她眼里好像含着泪水，我没问，拿起相机对她按快门。一口气我们拍了7个胶卷，几乎没有说话。”

　　这一年冬天，肖全第一次展出了易知难的这张照片。“这照片让很多女孩发疯，她们说一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看完这张照片，你会觉得，她区别于你周围10公里以内任何一个人。”

　　“她现在在哪儿？她后来幸福吗？”20年后依然有人托我打听易知难。肖全说：“后来她的生活发生了不少改变。其实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重庆妹儿，一生就为爱情而来。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她还是那样美丽、爱说爱笑，偶尔冒出一句‘老子’来。这些年知难儿再不出来疯了，平静地生活在成都。”

　　四年飞行员的经历有什么用？

　　拍易知难的1990年，肖全30岁，已经在成都拍过诗人翟永明、摄影家高原，还有崔健的“为亚运会募捐100万”摇滚巡演（成都站），以及9月到来的三毛。

　　这一切的缘起是1988年一份由数页复印件构成、每期仅印数二十余的“杂志”——钟鸣、赵野办的《象罔》。肖全看到的是第二期，内页一张诗人庞德的照片让他移不开眼睛——典型的欧洲绅士，礼帽、大衣、细方格西装，手持一根拐杖，走在石子铺成的路上。“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庞德晚年的这段话印在模模糊糊的照片下。

　　肖全一下子就被击中了。之前他很少看到这类照片：平实不刻意，却又充满神话感。深邃、无尽的孤独，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我仿佛接到一个旨意：去给更多的人留下这样感动自己又感动别人的照片吧。”肖全找到了自己和手中相机的方向。

　　1959年生于成都的肖全，高中时就喜欢画画，而且画得还不错，颜值又高。高二时，一个同学拿到的两份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曾经让他激动得不行。可是最终，他还是去当了海军航空兵。

　　先在青岛二航校学了两年飞机发动机、空气动力学。然后在天上飞了四年。“我一点不后悔那四年没有在学校里，而是在天上、在部队里。因为我得到了另外一种学习——跟大自然学习。”

　　肖全总爱说起一段经历：“有一次飞行路过北京去太原，在8000米的高空，看北京城就像一个盆景。四周燕山环绕，感觉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盆景’埋了。想想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历朝历代定都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他觉得在天上飞行真的可以重塑一个人的世界观。

　　1980年春天，在部队的肖全收到父亲寄来的180块钱，那是父亲近两个月的工资。“我当时的军饷是每月9块钱，这是家里省吃俭用给我的支援。”好容易等到那个永生难忘的星期天，他天不亮就跑去火车站，坐火车到前门的一家商店，买下有生以来自己第一部相机——海鸥205，169元。“从那一刻起，一切都不一样了，我突然获得了一种希望和权利，制造影像的权利。”

　　身边人个个“武艺高强”是什么感觉？

　　1984年年底，肖全离开部队回到成都。

　　“脱下军装，很快，我成了成都文化圈子中的一位小兄弟。那时成都有不少活动、展览，我抱着一个录音机，常去听那些人讲课。比如欧阳江河，我第一次从他那里知道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以及那些不朽的戏剧作品，比如《等待戈多》。那个年代的人脑袋很空，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打仗的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电影外，没看过别的。欧阳江河还给四川那帮玩摄影的点评作品，我听得目瞪口呆。

　　“1986年冬天，北岛和顾城来成都参加星星诗歌节，也是欧阳江河提议去我家做饭吃。那晚在我家听北岛讲了很多新鲜事。”

　　“身边到处都是朋友，并且个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的黄金般的日子里，肖全的头发也慢慢留长了。赵野记得他们的初识：“1988年我回到成都，钟鸣就带着我去找肖全，要他为我拍照片。我见到的肖全，帅得过分，却单纯透明，如一泓清水，对于美和名气，有一种匍匐在地的欣赏和仰望。”

　　那时他们都那么年轻，对所有事物都好奇。“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听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首歌时内心都是很骚动的，总觉得自己要干大事。”肖全“为文化艺术人造像”的想法，迅速得到来自白桦、吕澎、万夏、何多苓、何训田等人的各种鼓励和支持。

　　1991年，吕澎以帮助新版《艺术·市场》杂志宣传发行的名义，给了肖全1000元人民币，让他能够坐火车去武汉、长沙、南京、上海等好几个城市，拍摄了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

　　“如果说父亲给了我一个武器（相机），那么从母亲身上学到的真诚、善良和谦卑则是另一个法宝，它让我赢得了这个世界的爱和大家对我的信任。”肖全这样理解自己的幸运。

　　刚开始怎么知道要拍谁？

　　1991年夏天，肖全辞掉了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电教室的安稳工作，背着一个美军行囊，开始走出四川，广结天下英豪。

　　问他，怎么知道应该拍谁、谁值得拍？

　　一开始，他自己没有选择，“朋友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比如1991年8月在长沙，何立伟看了他带去的照片，认为照片很有感觉。“他热情地帮我联络朋友，告诉我残雪的家在哪儿。他用钢笔在长沙市文联的稿纸上慷慨地赞美我，热情地为我写信给苏童、叶兆言、陈村……”

　　经常是，某个拍摄对象或者一起喝酒的朋友说“那个谁谁谁很牛，你一定要去拍他”，然后抄起电话就帮他联系，或者索性带他就去。

　　比如去北京格非家拍照片，去之前肖全完全不知道格非的任何信息，连他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这种拍摄对肖全来说，会带给他无比的刺激和一丝丝的恐慌，“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是否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完成你的工作。”后来他才知道格非是中国极其重要的先锋作家，其1988年的《褐色鸟群》轰动文坛。

　　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肖全这里，有时候是一把钥匙帮他打开了无数的锁：吕澎为他打开了美术界的大门，何立伟为他打开了文学界的大门，北京的王斌则为他打开了电影界的大门，不少作家也是王斌所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