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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舞的思考
文化周刊：您刚才提到了吴晓邦先生，他可以说是中国舞蹈史研究的开拓者，中国现代舞从1937年他在抗日前线自编自跳的《义勇军进行曲》算起，也有近80年的历史了，能否谈谈他对中国舞蹈事业的贡献？
欧建平：就中国舞蹈史的研究而言，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总结他的贡献。第一，他让新中国的舞蹈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文化的高度上。这跟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在跳舞之前，就是一名大学生，而随后的1929年，他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主攻的则是经济学，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许多热血青年的强国梦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早稻田大学的大隈会堂看到了一场大学生们演出的舞蹈《群鬼》，激发了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和爱国之情，并让他意识到，用舞蹈这种以非文字语言表达思想，比小说等以文字语言表现爱国情怀，来得更直接、更形象，于是，他开始走上了舞蹈之路。
第二，他能够审时度势，清晰地意识到，新中国的舞蹈建设应该从研究和继承传统入手，因而在1954年，说服了文联领导，把原来的“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改成了“中国舞蹈研究会”，并在1956年，成立了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并使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中国现代舞最初是德国现代舞经由日本传进来的，并由吴晓邦与戴爱莲两位先驱分别在上世纪的30和40年代自日本和英国留学归来后，艰苦的传播与颇具创造性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抵抗外侮、争取独立、结束内战、走向富强的有力武器，因而，比西方芭蕾这种封建贵族艺术更加直接、更加便利地服务于中国人民，恰好与中国文化中“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不谋而合。正是从那时起，西方现代舞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表现“爱国”与“抗日”主旋律的最佳手段。
文化周刊：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现代舞，那么，在您看来，它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欧建平：舞蹈是以非文字的身体动作为载体，并伴随音乐的节奏，表达人类的情感，而现代舞这个舞种则以更加自然的语汇和多样的手段，来传达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因而，能够吸引现代人。
但不管是现代舞，还是芭蕾，它能吸引人更多的来自舞蹈本身。拿“柴科夫斯基的三大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和《胡
桃夹子》）来说，100多年来，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成为常演常新的经典作品。而在我看来，所有经典作品均有这四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一是炫技。没有技术就没有专业的艺术，这是所有舞蹈能够吸引观众注意力的首要因素。舞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练的就是技术，但是，没有创新、不为艺术服务的技术则是没有意义的。二是抒情。小到喜、怒、哀、乐、忧、惧、爱的情绪表达，大到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情怀抒发，舞蹈动作的轻重缓急都在抒情，没有情的舞蹈就没有味道，就不能吸引观众。三是立意。纵观那些久演不衰的舞蹈，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立意深邃，能够超越民族、超越国界，体现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比如爱情至上、善定胜恶、尊老爱幼等等。四是造型。舞蹈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转瞬即逝，因而难以给人们留下审美静思的对象，因此，好的舞蹈必须在大动之中打造出具有相对静止的造型，尤其是两人以上的舞蹈，由此为观众留下意味深长的审美对象。
舞蹈传承需合力
文化周刊：舞蹈是如何承载传统文化的？它如何能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走出去？
欧建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舞蹈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它的很多题材都是从中国古典诗词歌赋和神话传说等文学经典中提取的，比如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创作和表演者们虽然是以这个古代的爱情故事为蓝本，表现的却只能是今人的爱情观，因此，观众欣赏到这个凄美而浪漫的古典爱情故事的同时，也能从中看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舞蹈的身体语言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意蕴，比如戏曲的“唱、念、做、打”中，就有着丰富的动作语汇和情感内涵，其舞蹈动作则可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传达多样的情绪状态，并抒发各自的理想情怀。韩愈认为“文以载道”，舞蹈艺术在表现生活的真、心灵的善和身心合一的美这方面，可以说是最为直截了当、生动形象了。
最近，我在北京的天桥中心，看了英国当代舞编导马修·伯恩的舞剧《睡美人》，得到了很多启发：这部舞剧从原来的法国童话故事和俄国的芭蕾舞剧改编而来，并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然而，让我警醒的是，这个英国版的《睡美人》成功讲述的却是一个法国的童话故事，舞剧蓝本则是俄国的，但各国观众并不在意它的法国和俄国背景，而是把它看做是英国人善于讲故事的典范了，并且让我发出了“莎翁子孙的戏剧情结真是不可救药的”这种感叹！事实上，这种外国舞蹈家讲跨国故事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身为中国人，当然要大讲特讲中国故事，但不要给自己设限，将自己局限在中国的题材之中。在我看来，中国人表演外国故事的同时，就已经在完成这个民族化的过程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生物过程，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我们从内到外，都与外国人有显著不同，我们的创作和表演每时每刻都在演绎着中国人古往今来形成的身体特质和审美情怀。我认为，要拿出习总书记和人民期待的“高峰”之作，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丰富自己、通过独立的思考来放飞想象，并且把各自的行当“当命做”，才有可能做好民族舞剧、民族艺术，而不能是拿到比赛的通知和国家的资助才来搞创作，一蹴而就的东西不可能流芳千古，这是历史的经验。
至于中国艺术如何走出去，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意识地从个人的、民族的“小我”中冲出来，进入人类的世界的“大我”，去讲那些能够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故事，才能告别当下自说自话的现状。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很多，有一本翻译过来的编剧方面的书叫《故事》，作者是美国人罗伯特·麦基，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学生已经超过10万，其中有60人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
文化周刊：不管是舞蹈实践，还是舞蹈研究，都需要传承，您能不能谈谈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欧建平：前辈舞蹈家们一直在教育我们，要在传承中创新。习总书记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舞蹈是表现真善美的最佳方式，因为一流的专业舞者都是从外到内美的人。当下国内外舞蹈创作的共同问题是：年轻人花在网络和手机上的时间太多，深入生活、阅读思考和研究舞蹈语言的时间太少，因此，舞台上出现了不少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粗制滥造、无效传播的赝品，既浪费了他们的青春，也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因此，我要特别对他们说的是：长此以往，他们将可能成为“垮掉的一代”！这次在全国范围内，以“纪念中国舞蹈史研究60年”为名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目的首先是要给这些历尽艰辛、埋头治学、终身无悔的前辈专家学者们树碑立传，同时更想让广大的青年学子们懂得“文章千古事”的价值观，并让他们从多达百部的中国舞史专著和文集中看到，我们这些毕生从事舞蹈研究的人，虽然在物质上不是大富大贵，但却是一群有理想、能坚守、与历史同在，并且与世无争、自得其乐，最终健康长寿的精神贵族，而颇有尊严地度过了百年华诞的彭松先生则是我们的楷模！(郭海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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