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6 待人刻薄，讨厌“绅士”

　　李静：人们在文章里常看到他爱与人争、眼里不揉沙子的一面，生活中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爱人、母亲、兄弟、朋友、学生，乃至普通人？他一生的挚友是什么样的人？

　　张梦阳：由于鲁迅的诗人的性格，所以使他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真性情：人们在文章里常看到他与人争、眼里不揉沙子的一面，其实鲁迅在生活中对待自己的爱人、母亲、兄弟、朋友、学生，乃至普通人都是火一般赤诚、热情的。例如他对瞿秋白，秋白生前多次到他家避难，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牺牲后，鲁迅亲自筹资为秋白编印《海上述林》。上海酷热的天气里，鲁迅在逝世前不久的重病中，生了半身痱子，还躺在床上看《海上述林》校样。校读完毕后，为了印制得高档精美，自己出巨资到日本去印装。拿到装帧高精的上卷后，喜不胜收，在病床上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最后请黄源在《译文》刊登《海上述林》上卷出版的广告。1936年10月18日，鲁迅逝世前一天，报上登出了广告，他一定要亲眼看看《海上述林》的介绍有没有登出。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鲁迅对秋白的这般深情，恐怕是自有人类以来，极少见的！仅从这一点就充分看出鲁迅待人的诚挚。

　　因而，他的学生和爱人许广平敬佩他，最反对“世故老人”的说法，举他对待所谓“义子”的行迹为例说明他的“愚不可及”：这位对外自称“鲁迅义子”的青年，鲁迅在上海给他吃喝住全包，还代找工作，代发工资，反不领情，当鲁迅遭创造社、太阳社“围剿”时翻脸不认人，说出令鲁迅最心寒的话：“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

　　是的。在有些真正世故之人看来，鲁迅的确“愚不可及”。明明凭自己的才能完全可以过上富裕、舒适的生活，偏要把余钱全用于印书、印画，帮助困苦的文学青年；在反遭某些受恩于他的青年恶报后，他仍然认为青年不都是这样的，照样报青年以赤子之心；面对统治者的枪口，他毅然冷对，不带钥匙出门参加杨杏佛的葬礼，以示视死如归的凛然。

　　黄乔生：鲁迅经常跟人论战，争斗，似乎是刀笔吏，是好斗分子，是“文革做派”——也确实有人说鲁迅是“文革”的先驱。但鲁迅很有温情的一面。鲁迅去世后，很多人写纪念文章描述他们眼中的鲁迅。他对待孩子有些“溺爱”，别人讽刺他，他写了一首诗《答客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首时看小於菟。”当然，读者最耳熟能详的鲁迅诗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对待母亲是孝顺的，不因为深受包办婚姻之苦而迁怒于母亲，对自己的兄弟是关心爱护的，不因为弟弟与自己决裂而暴怒。对于学生，既严格又宽厚，因此他身边有很多追随者。这些就是他的生活的全貌，不能只强调一面。

　　李静：他和许多公认的谦谦君子合不来，有些曾是朋友后来分道扬镳——像胡适、钱玄同，有的打过激烈的笔仗——比如陈西滢、梁实秋，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以为这是些恶人呢。他为什么会与这些“绅士”合不来？怎么评价这段公案？

　　止庵：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从前我谈到竹林七贤，说他们放浪形骸，傲视天下，大都是针对官僚和趋炎附势的文人的，并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鲁迅也有这种‘魏晋风度’。鲁迅的确是一个充满恨，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恨的人，但他只恨两类人，一是庸众，一是伪先知，前者浑浑噩噩，后者装神弄鬼；除此之外，他待人很好，热情，诚恳，认真，周到。”你提到的那些他合不来、分道扬镳和打过笔仗的人，在鲁迅的眼里大约都近乎“伪先知”，虽然事实上未必真的如此。鲁迅的朋友很不少，老朋友也并不都分道扬镳，譬如他与许寿裳的友谊就保持终生；晚半辈到一辈的瞿秋白、冯雪峰，甚至给他很大影响。

　　高远东：鲁迅也和很多谦谦君子很合得来的。作为社会类型，鲁迅对“正人君子”表达过憎恶，特别是和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争时。但那是两个文人阵营之间的论争，而且鲁迅这边，也有很多谦谦君子加入的，如周作人、许寿裳、林语堂等。我觉得这个问题属于刻板印象了。鲁迅与留学英美的自由派尤其是胡适等渐去渐远，主要是基于思想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吧，和个人气质风度关系不大。虽然感觉鲁迅作风比较率真，“绅士”们比较能装。不过，他们相去渐远是相互的，胡适那些“绅士”们同样也疏远了鲁迅。而他们当年基于思想分歧的论争，今天我们当然应该超脱一点看较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行。

　　黄乔生：他有没有记仇的时候呢？有没有迁怒呢？当然是有的，这就是鲁迅的另一面，也不容讳言。对胡适、钱玄同，并非像有人说的，从原来很亲密变得势不两立，还不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陈西滢、梁实秋对他的批评，为什么他不能接受，耿耿于怀，乃至不依不饶呢？一个说他的学术著作剽窃了日本学者的论著，一个否定了他的翻译（和思想的转变），都不是小事，所以他很在意。在钱玄同等老朋友的关系上，他有记仇和迁怒的成分。鲁迅不是圣人，便是圣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孔夫子不是也曾以貌取人吗。本报记者 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