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3 兄弟失和，势不两立

　　李静：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这段公案，假如排除今天已无法证实的私人原因，您觉得兄弟二人在精神上会有“分手”的一日吗？他们二人精神层面最根本的不同在哪？

　　止庵：在我看来，周氏兄弟不是因为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失和，而是失和造成他们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虽然不是立即造成了这种不同。在二人失和几年之后，准确地说是在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他们分别向着不同方向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这才显示出彼此精神方面的不同。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失和使两人的交流出现障碍，抑或有意要与对方区别甚至对立。此后鲁迅是左翼文学运动的领袖，而周作人比以往更明显地成为一个个人主人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文化批判者。尽管如此，两人也并不是全无一致之处。

　　高远东：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事，对二人情感虽都属精神创伤，但客观而言，对二人的精神发展都是有益的。二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巨子，从相近相连的两棵大树分别长成了两片独立的树林，各有花木，各有种属。互相映衬，多好！至于二人的不同，在思想上他们应该是同大于不同吧：鲁迅是新文化之阳，周作人是新文化之阴。

　　误读4 鲁迅是“汉奸”

　　李静：近年不少文章“指控”鲁迅有“汉奸”的嫌疑——比如“一二八”抗战时他对日本的态度暧昧啦，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而鲁迅与他关系特别好，还到他家里避难啦，等等，您怎么回应？

　　赵京华：对于这些几乎是无稽之谈而有意歪曲的言说，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曾作《鲁迅与中日关系》等文予以有力回应。我也于《在东亚历史巨变中重估鲁迅传统》一文中谈过。的确，九一八事变以后，鲁迅没有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激烈地抨击日本。他一生的工作重心在于本民族传统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方面，甚至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在以与日本相关的事件为议题的文章中，最后其笔锋往往会转向对中国问题的批评，这是一种坚韧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例如，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研究”之外》等。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他缺乏“抗日”精神。

　　实际上鲁迅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而著文讲话是各有侧重的。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他晚年面向日本人用日语表述对“日中亲善”的态度时，曾写下如此直言不讳的文字：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到“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这是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之邀而为《改造》杂志所作《我要骗人》一文的结尾，虽然语气上还维持着礼节客气，但不相信侵略战争一触即发下日本所叫嚣的“中日亲善”，更预示未来帝国主义殖民征服之下不可能有相互披沥真心的时候，则直言不讳地表明了鲁迅对当时日本国家的严正态度。据悉，日文版发表之际，文中暗示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等被删除了，而鲁迅自己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时则恢复了这些文字。这是一种态度和立场的郑重表示。这篇文章收在《鲁迅全集》中，但因为是从日文转译成中文，字句拗口，中国读者很少注意到其深意。而日本人却十分在意鲁迅这段话，作家中野重治就认为，这对于战后有可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日本人来说，“完全是教训式的”。总之，鲁迅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对日本帝国主义批判不多，但并非没有他自己的立场态度。此外，他一生确实有众多的日本朋友，但与日本各界人士的私人交往是一回事，对帝国主义日本的批判又是一回事。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那个复杂的时代之复杂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