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仁榜上

　　进入故宫东华门，沿着筒子河北行数十步，经过三座门，便来到了一处僻静的院落，这就是在故宫会典馆旧址上设立的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对于年近七旬的梁金生而言，故宫不仅是他劳心劳力数十载的工作单位，更是梁家几代人的心灵归宿。

　　梁金生来自一个“故宫世家”，自其高祖父始，梁家连续五代人都在故宫供职。梁金生的高祖和曾祖都是清宫如意馆的画师，祖父和父亲都曾亲自负责押运故宫文物南迁。而他自1979年以来，也已在故宫工作了近40个年头。从故宫工程队的泥瓦匠干起，后来调至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直至退休之后被返聘，梁金生一直负责故宫180多万件文物的保管、征集和抽查，几十年来，他见证了故宫文物的聚散和国人文物观念的变迁。

　　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以清宫旧藏为主。但自近代以来，在动荡的历史格局中，故宫文物经受了很大的劫掠和损毁。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主要通过政府拨交、文物收购和接受捐赠三个渠道补充文物。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故宫藏品已经达到1862690件。

　　据单霁翔向记者透露，自1939年外国人文纳首向故宫博物院捐赠文物，至今近80年间，共有787人次向故宫捐赠文物34000余件。除民国时期的13人次外，均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捐赠。在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上，个人捐赠成为故宫丰富藏品的重要来源。

　　除了保管上百万件的文物，梁金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散落在民间的国宝征集回宫。梁金生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个人捐赠文物曾经有过三次高潮，分别是从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期。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彼时，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梁金生说，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文革”时期，极端历史条件下涌现了不少出于保护文物而纷纷倾囊捐赠的收藏者。著名收藏家朱家溍先生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自己捐赠的原因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多数捐赠者的心境：“一方面是房子太小装不下了，如果卖给文物贩子，恐怕流出境外；二是确实怕招来灾祸。”

　　梁金生说，这一时期有些人捐赠了物品连个接收证明都不要，更有甚者，直接将文物匿名寄到故宫来。

　　尽管这一百多年来梁家几世为故宫文物倾尽心力，但这些文物的命运正如梁家人在历史大潮中的命运一样，都非人意所能左右。

　　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往事。细数几十年来亲自经手征集回宫的文物，梁金生除了对河南农民何刚印象深刻外，民国时期的天津名医陆观虎的后人捐赠国宝级文物“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的往事也令他感怀至今。

　　上世纪30年代，陆观虎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手中高价购得一对由末代皇帝溥仪盗运出宫的清代乾隆御制掐丝珐琅冰箱，后传给女儿陆仪。十年动乱期间，这对珐琅冰箱被造反派抄走，不知下落。“文革”结束后，国家落实政策，陆家大部分被抄文物得以退回，但独独少了这对冰箱。

　　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这对珐琅冰箱才被寻回。认领物品时，陆仪和儿子当即决定将这对国宝捐献给国家，“这对冰箱本来就是宫里的，当时父亲购买的目的也是避免文物外流，还是让它物归原主吧！”

　　陆仪母子对待财富的淡然让梁金生感佩。他说，当时故宫决定给陆仪母子颁发捐献证书的同时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没想到“给钱”这一举动触怒了当事人，“几次激动地从沙发上跃身而起”，几番来回，陆仪母子始终拒绝。就此，这对在外流落半个世纪之久的文物瑰宝，伴随着陆观虎祖孙3代的拳拳爱国之心，回归故宫。

　　在紫禁城内东路的景仁宫，故宫博物院将其辟为了专门陈列捐献文物的展馆，取景仁宫“景仰仁德”之意设立“景仁榜”，以此来表达故宫对于这些爱国人士的感激之情。

　　跨入景仁宫正殿，醒目的“景仁榜”三个大字迎面高悬，花梨木制作的巨型屏风上，按捐赠年代镌刻着787位捐赠者的姓名，其间既有生前身后皆声名显赫的张伯驹、马衡、郑振铎、章乃器、王世襄等大家，也有像何刚这样籍籍无名的普通人，正是他们一笔笔动辄数以千万计的捐赠，使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更加丰富多彩，灿烂辉煌。

　　正如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景仁榜”前言中写的那样：“他们捐出的不仅是一器一物，更从中体现了爱我中华的仁心义举，展示了天下为公的佳德懿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