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的演出者在镜头前毫不讳言，“我感觉现在是对村民的一种打扰”。广州肢·觉剧场的负责人孙国富在一场夜宵后也承认，在村里住了十天，换了七户人家住，行李箱压根没敞开过，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所有这些话，牟昌非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他还知道好多乡亲怀疑自己借此赚了钱。他从来没为此辩解过，反倒是朋友经常为解释这事搞得面红耳赤。

　　“他总是安静干活。”孙国富说，牟昌非并不是很喜欢用言语去阐述自己的理念。

　　在乡村戏剧节之前，牟昌非就试图通过找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来挽救村子残存的记忆。他听过有老人讲过去如何挨饿，坐月子只能吃树皮，肚子疼得路都走不了，也听过有人哭诉无儿无女，没人养，80岁也只能问侄子“讨饭吃”。

　　时间长了，苦难越听越多，牟昌非一度感到崩溃。村里有个麻风病老人，双目失明，退休工资被克扣，住着漏雨的破屋。认识牟昌非后，指望这后生帮他讨公道。没办法的牟昌非每次回村，都不敢从老人门前经过。

　　类似的经历，让他感到罪恶，“就好像我发现你有伤口，吆喝所有人来看，一边看一边扒开它，给人展示，却压根治不了”。牟昌非说，乡村问题已经暴露够多，真正能去解决的没几个。他感到自己一个人没能力，必须招呼其他年轻人。

　　戏剧节最后一天，牟昌非原本的计划是把村民和演员聚在一起，搞个“乡建论坛”。可到了点，一个村民都没来，牟昌非和村长着了急，这才叫来几个村里大户。尴尬的是，演员讨论得热火朝天，村民却一言不发。有人临走时甩下一句，“忙活半天，能帮俺们多卖一斤粮食吗？”最后，村民走了个精光，留下一堆“城里人”面面相觑。

　　好多村民指望着发展乡村旅游，因为“来钱快”。牟昌非总拿乌镇戏剧节给他们讲道理。“乌镇是什么地方？好山好水！咱们这有啥？”在他看来，旅游是个锦上添花的事，没法雪中送炭。对于中国大部分普通村镇，这条路不好走。

　　最近他联系设计师，要把村里的几座老屋改造成 “演员宿舍”，原则就是“用村里材料布置，让大家看看平房可以和城里高楼一样舒服”。

　　“村里发展起来，也有未来，有城里吸引人的那些东西，可前提是年轻人肯在自己的故乡停留，别自己都觉得城里比农村高一头。”他想着。

　　但是，戏剧节里几场戏过于抽象，老头老太太在散场后对牟昌非说，“咱们农村人没文化，看不懂你们城里高端的东西。”

　　他只能拜托参演团队，今后到村里演戏，要尽量演老百姓看得懂的本子。最好在庄里多待段时间，和乡亲们深入接触。

　　牟昌非不知道何时才能得出自己预想的实验效果。放眼望去，还在村里的同辈，都把离乡进城当成梦想。有的人家，家里有了小楼和轿车，还要每天夜里跑到隔壁县，在大棚里摘整夜的菜赚三百块钱，就为攒钱在郊区买套房。牟昌非试着问过，为啥条件这么好还要拼命在城里买房？回答很简单，“孩子还是得上更好的学”，噎得他说不出一句话。

　　他苦笑着说，村里的年轻人去城里卖保险，跑销售，至多晚上回村睡个觉。还有年轻人在市里谋到了保洁、领班类的职位，那就等于在城里扎了根，算是“成功走了出去”。这种情况下，“梁漱溟他们一辈子都没解决的问题，我能做好吗？”他忍不住自顾自嘟囔一句。

　　最后的答案只能是“交给时间”，他想或许戏剧节一届届办下去，就会有效果。

　　可是，真的有那么多时间吗？牟昌非每每带人走在村里最中央的那条马路上，都要指出那些砖已发黑，藤藤蔓蔓几乎要遮盖墙壁的破败老屋。

　　“看，只要老人一走，这些屋子就再也没人来过，再也没人来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