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村子里的人看得懂前卫的舞蹈，城里的演员提前一周驻村调研、创作。演出那天，坐在角落里的老婆婆看得出神，听到唱了几十年的祈雨歌谣，眼泪一下就滚了出来。围观的妇女却一边用花棉袄把自己裹严实，一边指指点点，“这群小年轻，真抗冻！”

　　人们甚至不明白，牟昌非为什么要搞这么个艺术节。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从镇里的初中，读到区里的高中，再去城市读大学。回到老家所在的潍坊市，也都是待在美术馆、工作室干些“有文化的活儿”。

　　他曾经念叨着“村子回不去了”，发誓哪怕贷款也要五年内在城里买房，连想念他的父母，也很少对他说“回来看看”，大部分时间都是嘱托“好好在城里干”。

　　家里的脆弱只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去年秋天回家帮父亲卖梨，牟昌非在乡间小道颠簸了好几天也找不到销路。最后，崩溃的牟昌非只能“贱卖”，整车梨只换出几张薄薄的票子。父亲叹口气，一点都不意外。

　　其实爷俩都清楚，村里真正赚钱的是种大棚。 “两个人搭伙，一年赚二十万元没问题，车子房子都有了”。上世纪90年代村里就有一批男人出去考察，知道这是个出路，就是太累，不是年轻人干不了。

　　当爹的一度把希望寄托在牟昌非身上，他拒绝了。整个村都没几个年轻人愿意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做这些机械、繁重的农活。

　　牟昌非说，“哪怕我们自己都觉得，‘庄稼人’不是职业，而是身份，一个不体面的身份。”他想不明白“自己的家乡，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发现，即使是周末，村里也难见几个后生。过年时，在北京、青岛务工的男人总是宴席上的主角，被众人称赞，正月里的牌局也绕不开“组团出去赚钱”的话题。过完正月十五，村小总会又少几个孩子，都跟父母转学去了外地。

　　小时候热热闹闹的村子，如今只剩下瘫坐在路边晒太阳的老人。牟昌非记得，自己“小时候偷鸡摸狗，被大人追着满村跑”，可是如今他也发现，这些小时候让人敬畏的面孔，“瘦得像根柴火杆”，甚至和生人说话都带着乞求的语气。

　　“庄里剩下的人都怎么过？”牟昌非意识到，这个只剩下老人的村子如果没人在乎，早晚会塌掉。

　　他想到用戏剧节把年轻人吸引回来，哪怕就多看一眼。牟昌非和父亲为此把自家梨园开辟成了舞台。想不到，这场玩闹似的活动如同石头砸进水面，“一下就起了波澜”。

　　今年春天第一季，表演当天下着瓢泼大雨，百十个观众打着伞踩进泥泞的土地里。五亩半的梨园里，树和树之间都塞满了人，雪白的梨花被挤得落了一地。从农村走出来的老板单刀直入地问，“秋天还做不做？需要钱和我说。”

　　参与、帮助的人多了，牟昌非在这泥巴地里越陷越深。他开始设想，乡村戏剧节能不能作为一场改革，在举办的过程中完成乡村建设。最关键的是，让村里的年轻人看到，可以把村子建设得像城市那样有吸引力，而不是一味逃离故土，好的坏的都抛掉。

　　村里的老百姓并不理解牟昌非的这些想法。他去敲乡亲的门，问能不能容几个演员住宿洗澡。有人干脆地拒绝，还有人起初答应得好，可真安排演员去了，女主人却把演戏的小姑娘堵在浴室里要钱。

　　类似的麻烦多了，牟昌非给每户帮衬过自己的人家都送去一箱梨，结果把自家五亩半梨园摘了个精光。

　　“乡亲们可不觉得你要改变村子，就是大家的事，热心帮你都是看个人的面子，人情全都记在账上。”牟昌非说，一场活动，把父母积攒下来的，自己将来结婚的人情都用光了。更多旁观的村民觉着，“哪怕忙到半夜，那也是他自己的业绩。”

　　戏剧节开幕那天，演员穿着纱衣纱裤，在三轮车上搭起人墙，穿行在牟家院村的大集上。最高处的年轻小伙一边挥舞红旗，一边用唱腔喊出“有戏！有戏！”激起四面的鼓掌叫好。可是很快，农妇突兀的叫骂声追了过来——哪个穷鬼住俺家弄坏了俺家淋浴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