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马里兰通过苍蝇看出病人危重程度

　　新京报：之后又去了哪里？

　　安娜：2012年，我到了布尔奥，索马里兰第二大的城市。之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各去了三四次。

　　新京报：在索马里兰生活得怎样？

　　安娜：苍蝇始终伴我左右，挺感动的（笑）。这里有超乎你想象的苍蝇数量。这些热带苍蝇飞得极慢，喜欢往人身上的敏感区域降落，还总是在觅食时淹死在滚烫的咖啡里，特别笨。不到2分钟，你能看见至少3只苍蝇英勇无畏地躺在杯子里。

　　从苍蝇数量上，你还能看到这个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一般而言，如果我看见一个病人身上有超过30只苍蝇停留，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给她发病危通知了。

　　新京报：工作上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安娜：在阿富汗，我看惯了丈夫对妻子的“无所谓”，有的孕妇在家出血一整天，也要等丈夫回家，得到允许后才能来医院，手术也只能等男性亲属签字后才能做。

　　但是，艾哈迈沙巴巴医院的一对夫妻，让我特别感动。那个女人被送到医院时，抓着自己印着经文的护身符说，谁要切我的子宫，一辈子都不得好过。其实，她已经生育了五个女孩儿，终于等来第一个男孩儿时，却发现子宫破裂，男婴夭折。

　　当地医护人员听懂了女人的毒咒，没人愿意做这个手术。我立刻和她丈夫解释：现在不是要不要子宫的问题，是人能不能活的问题。她老公恳求我，一定要保住大人。“我很爱她，我会守着她和女儿们过，不会再娶第二个。”我还记得他说的话，这种情况，在阿富汗是第一次遇到。

　　“工作确实很累但更加认同我的工作”

　　新京报：还想再出去吗？

　　安娜：当然，我从小就是坐不住的人，特别喜欢到处跑，特别是去这些一辈子不可能想到要去的地方。

　　新京报：一般多久出一次任务？如何确定出任务地点的？

　　安娜：这是双向选择的过程，“无国界医生”会公布需要援助的国家和具体时间安排，也会安排到人，你也可以主动和负责人商量行程和时间。如果不适应，随时要求回来也没问题。

　　新京报：家里人对你做无国界医生是什么态度？

　　安娜：我父母都是医生，这件事上他们没管我。我丈夫还给我买了当年去香港面试的机票，那会儿孩子才不到两岁。大家会担心我的安全，但更多是理解和包容。

　　新京报：在国外那么辛苦，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

　　安娜：在塞拉利昂我喜欢早起跑步，那里有美丽的海滩，七点之前，海面吹拂着凉爽的风，特别惬意，那是我一天中唯一的放松时刻。在索马里兰，偶尔也会去逛集市，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为宗教和文化因素，你只能待在医院里不能随意走动，会让我有点憋屈。

　　新京报：这五年的国外援助工作有什么感悟？

　　安娜：在这些饱受内战、疫病和天灾困扰的国家和地区，你看到医疗设施和系统惨遭破坏。加之当地人文化观念的差异和医学知识的匮乏，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很心痛。

　　我每天都在见证死亡与重生。不知道有多少病危妇女，行走在挣扎着拯救自己的路上。工作确实很累，可是有幸帮助这些孕妇的喜悦，让我更加认同我的工作，也从中收获了许多经验，我很幸运，也很满足。

　　■ 链接

　　无国界医生

　　独立、非牟利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1971年在巴黎成立。

　　官网显示，该组织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过救援项目。当重大突发灾情出现时，相关部门会从全球招募选派人员参与紧急救援，比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尼泊尔地震等。另外一部分则是长期项目，在评估当地的医疗条件后，该组织会设立医疗站点，提供医疗援助和重建。每批次前线人员的工作时间为1-6个月，并发放项目补助金。

　　“无国界医生”与中国的情缘，则要追溯到1998年的湖南洪灾，第一名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志愿者潘渊，在当时的救援活动中担任后勤人员。之后他向其表姐、北大人民医院的妇科医生屠铮推荐了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从1998年至今，中国内地共有28人加入无国界医生。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