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哪是小打小闹的地图啊，这就是奔着全世界打核战争搞出来的地图啊。”至今看到这套地图，朱良都感到后背发凉。

　　30多年来，他的地图藏品已接近千余件。朱良说，自己从地图上收获颇多。

　　“我欣赏地图，热爱地图，并逐渐地收集地图。在这上面我能发现很多地图的故事，还能看到很多奇妙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享受，是一种非常愉悦的心灵感受。”朱良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朱良的追求，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地理教师。

　　有一年的国培课堂，朱良应邀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讲授《地图科学的创新发展》，他对地图学的发展情况，包括一张地图的编制、印刷都做了描述。个别学员不喜欢听，希望他讲些“实用”的，甚至有人故意问道“什么时候结束”。

　　来自河南的学员王云青当时就为朱良感到尴尬。然而朱良没有生气。在王云青的记忆里，朱良很平静地回答，组织方让他做这个讲座的目的，就是要开拓大家的眼界，地图学是每位从事地理教学的老师都应该有所了解的一门科学。说完，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而且讲得眉飞色舞。

　　王云青对此大为感概：“从他身上，我真切感受到了那种职业的神圣感。在别人对他的专业公然提出不喜欢的时候，仍然坚信自己的东西是神圣的，是对别人有帮助的，而且仍然会一丝不苟地做下去。”

　　“学地理，没点人文情怀怎么行呢”

　　随着藏品越来越多，朱良开始办展览了。

　　展览设在学院的大会议室。随着新生的报到，每个学年初，朱良都会把部分藏品搬出来。将近100平方米的空间里，墙上布满了挂图，靠墙一周的条形案上、中心宽大的台案上，依次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地图册、地图集。

　　朱良还会特意挑出大量地图题材的文化工艺品。玲珑的杯盘，熨帖的丝绸挂件，鼠标垫、笔筒、眼镜盒、钥匙扣……各类地图和工艺品种类之丰富、内涵之多样，常令前来参观的师生发出阵阵感叹。展览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最开始只办一天，来看的是本院的学生，现在则变成了三天，参观者遍及全校。

　　从千件藏品中挑出几百件进行展览，并非易事。每次办展览，朱良前前后后都要忙好几天，光把东西搬出去收回来就要两天时间。

　　他不嫌麻烦，“这个专业不热门。好多学生都是调剂过来的，我得把他们的兴趣调出来”。

　　学生张筠还记得第一次参观展览的情形。有人找张桌子坐下，看看写写，写写拍拍；有人和好友对着某张地图指点江山，说到兴起却又怕打扰了其他人而安静下来。让张筠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飞扬的神采”。

　　张筠学朱良的《地图学》这门课程时，地图阅读的作业选用了一幅她生长的城市的市区图。这张地图的出版时间比张筠的出生还要早两三年。

　　“二十余年时光里，城市在不断扩大，一切都日新月异，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在朝前走着。而停下来看看地图，则会感慨，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经离最初远了那么多，繁华了那么多。”这份作业做完，听着外面的雨声，张筠写下自己的感悟。

　　学生李圣哲去英国留学，在街头报亭看见伦敦市区图，立刻买下给朱良寄来，并附上便笺：“这份地图也许代表着当地的某种文化。谢谢您带给我关于地图的热爱和地理的热情。”

　　这种人文情怀正是朱良想要的效果。他被拉去给师范生做讲座，起的名字就是《地理教师的文化与情怀》。讲座里，他不光讲地图，还给学生看著名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的美国国家公园摄影作品，给他们介绍纪录片《迁徙的鸟》。

　　在设在学院的个人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的爱好：“地图是我毕生的事业与追求，集邮是我最持久的爱好，音乐是最令我沉醉的世界，摄影曾是我最投入的艺术，乒球是我最热衷的运动。”配图是一张熊熊燃烧的火焰。

　　“学地理，没点人文情怀怎么行呢？”他说。他拿出一本出版于19世纪末的法兰西地图集，手指抚过页面，感受着雕版印刷造成的凹凸感，微微眯起眼睛：“这种感觉，好像在和100多年前的工匠对话。”

　　婚礼上的九段线

　　2013年版的竖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是朱良最常向学生展示的地图之一。

　　该版地图的意义在于，其不仅清楚标注着钓鱼岛、我国南海疆域范围以及130多个主要岛礁，还首次将南海诸岛与大陆同比例展示表达，为维护我国海疆权益提供了更直观有力的证据。

　　2016年1月1日，新《地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国家版图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国家版图意识。国家版图意识教育应当纳入中小学教学内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使用正确表示国家版图的地图。”

　　这让朱良感到振奋：“地图是国家版图最常用、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公民国家版图意识的形成与深化，要通过长期系统的教育才能实现，地图正是这一教育工程的核心载体。”

　　朱良的千余件藏品中，一本1937年出版、封面泛黄的《中华建设新图》，是他收藏中的珍品。怕别人不小心搞坏，朱良用塑料封皮把它严严实实包了起来。

　　《中华建设新图》的定位是中学地图集，编者是白眉初——民国时期北师大原史地系系主任。这本地图集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审查通过，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把我国在南海的疆界线用一个完整的连续线——即现在的“九段线”，正式标注在地图上。

　　因此，《中华建设新图》也成为学校最常来借的藏品。每逢有重要人物来访，学校便会联系朱良，把这本地图借去。

　　史地系是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的前身，白眉初又是近代地理教育的开拓者，这让朱良很自豪：“这应该算是我们学校、我们系为国家疆域划定所做的贡献吧。”

　　国家版图意识，也因此成为朱良在教学中向学生们一再灌输的理念。说起这个，朱良有些激动：“有的媒体、包括现在流行的新媒体，在地图使用上，没有一点规范意识，甚至把国外的地图拿来用。我对学生们说，你们都是干这个的。如果你们自己都打马虎眼，还怎么向大众普及？”

　　他忽然想起什么，弯腰，拉开文件柜下方的抽屉，一件一件的翻着里面的藏品。很快，他拿出一个红色布袋。

　　那是学生张卓栋和妻子结婚时，为宾客们准备的礼品袋。布袋上印着一幅中国地图，张卓栋夫妇的老家湖南、四川，各自标上一颗红心。“年轻人点子多啊，我跟他们讲过地图创意产业，他们就记住了，用到婚礼上了！”朱良挺得意。

　　然而他最欣慰的，是这幅中国地图旁边印着的南海疆域图。

　　在这对年轻人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没有忘记南海九段线。

　　朱良凝视着这个小方框：“这让我挺幸福的，我这个老师，没白教。”（记者 高毅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