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期，钱钟书提出翻译的“化境”，对许渊冲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林抒的翻译》一文中说，“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许渊冲认为，这并不是说译者文笔优于作者，而是说“归宿语言”（译语）的历史比“出发语言”（源语）更悠久，内容更丰富，具有一种优势，而译者充分发挥了这种优势，使译文胜过原文。钱先生在给许渊冲的英文信中说，“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洛伊德不容分说地给诗下的定义：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倾向于他的看法，无色玻璃的翻译会得罪诗，有色玻璃的翻译又会得罪译”。

　　在许渊冲看来，无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真，有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美，但是翻译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他反问，文学创作是创造美的东西，而文学翻译则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就翻译而言，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译文如果只求其真而不求其美，能算忠于原文吗？

　　作为第一个获得“北极光”奖的亚洲人，老先生把这个奖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也是对他的翻译方法的肯定。他认为，与西方语言内容等于形式不同，中文其实是内容大于形式的。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在内的西方文字之间有90%可以对等，彼此翻译很容易。但中文不同，中文与英文的对等率不到50%，也就是说不对等的大部分就需要翻译来做工作。中英翻译比英法翻译难一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翻译界，英国人法国人拿一个大奖，不是什么难事，但亚洲人很难。

　　“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能打破的”，许渊冲坚持翻译不应持“对等论”，而应取“优势论”，翻译时“要多从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优势上想”。按照这一理念，许渊冲形成了自己中国学派的翻译学说：“音美、行美、意美”三美，“形似、意似、神似”三似，“知之、好之、乐之”三之。

　　“要是李白活到当世，也懂英文，必和许渊冲是知己”

　　在许渊冲看来，通过翻译的文化经典，不仅要让读者“知之”，懂得其真，且要“好之”，发现其善，最好是“乐之”，感受其美。如果把“千山鸟飞绝”翻译成“一千座山”，把“人闲桂花落”翻译成“懒懒的人”，如何能体现天地之间纤尘不染的那种孤独寂静以及花开花落听之任之的那份闲情逸致？

　　中国诗词往往意在言外，英诗却是言尽意穷。中诗意大于言，英诗意等于言。如果言是一加一，意是二，那英诗就是1+1=2；而中诗是1+1=3。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如果只表示春蚕到死才不吐丝，那就是1+1=2；如还表示相思到死才罢休，那就是1+1=3；如还表示写诗要写到死，那就是1+1=4了。更别说“丝”与“思”通这种奇妙，又该如何向西方人传递？

　　让许渊冲颇为自豪的是，他的译文国外很认可。英译《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英译《西厢记》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他确实做到了“让中国的美成为世界的美”。

　　比如，唐代李白的《静夜思》，中国人看到又圆又明的月亮，就能想到故乡。外国人没有这种文化背景，他怎么可能明白呢？若是按字翻译成：向上望看到月亮，低下头想到故乡，外国人肯定想中国人写的这到底是啥玩意，这都能叫做诗？“我翻译时，把月光比作水，英文译成‘月光明亮如水，溺住了那些思乡的人。’用水把月亮和乡愁联系起来，文字上又有英语的优美，他们就理解了。”1987年，许渊冲英译《李白诗选一百首》出版，钱钟书的评价是，要是李白活到当世，也懂英文，必和许渊冲是知己。

　　叶公超在他的《散文集》中引用了艾略特的话：“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只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其实翻译也一样，最终体现的是文化素质。中国古诗意蕴复杂，一首诗几乎都有多重意思。比如《诗经·采薇》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向被认为是《诗经》中最美的诗句，如何翻译才能传递这种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一切景语都是情语。“依依”不但是写杨柳飘扬之景，更是写依依不舍的征人之情。“霏霏”不但是写雪花飞舞之景，更是写征人饥寒交迫之情。如果就按照字面翻译，达意而不传情，只算作译了一半。许渊冲的翻译，可谓“信、达、雅”：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因为英文的“垂柳”是weeping willow（垂泪的杨柳），许译说杨柳流泪，既写了垂柳之景，又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大雪压弯了树枝，则既写了雪景，又使人联想到战争的劳苦压弯了征人的腰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