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美国非常担心，因为美国不是由哪个政府机构来选定技术路线的，而是各家自己搞自己的，于是在1990年出现了数字电视的苗头，但是因为数据量大，也比较复杂。就这样，日本太注重短期利益，所以大量的产业政策都去支持开发性研究，而不注意基础性研究，而美国的基础研究比日本强得多。通过基础性研究，也就是说算法的研究，美国解决了信号的压缩和解压缩问题。当信号的压缩和解压缩问题解决以后，传输就不成问题了。所以，日本便吃了一个大败仗，举国之力投资搞的模拟式高清电视全部打了水漂。

　　最近，清华产业政策和环境治理研究所请日本嘉宾来讲，在90年代后，日本的政府对于强化竞争政策，消除政府选择性干预的影响所做的工作。他们说日本的四任首相都致力于消除旧体制和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来强化竞争政策，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完全成功，这个事情非常艰巨。实际上也是这样，刚才讲到刘鹤在1995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意见学界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对，说的很准，但是进展起来非常的困难。

　　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效率具体的表现，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有两种办法去实现，一种办法是用行政的干预、有选择地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另外一种办法，就通过提升市场的作用、通过加强竞争来实现。中国的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今后也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核心部分，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去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

　　现在很有必要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怎么样进行产业政策的转型呢？

　　第一，要认真总结30年来执行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改进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去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职责是什么呢？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在我们现实的条件下，实现转化的要点就在于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改变过去所提出过的政府经济政策的中心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只是竞争政策的辅助。所以，我们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实现这个转型的要点就在于，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

　　第二，进行产业政策转型很重要的前提是，要按照党中央决定的方向，充分吸取中外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成果。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怎么来执行产业政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有许多好的成果值得吸取。

　　比如，罗德里克有一本书《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里讲，现在不是要否定产业政策，也不是要制定更多的产业政策，而是要有更好的产业政策。他提出一个问题叫“信息的外部性”，即对企业来说，有一个市场失灵，就是因为他很难取得产业进一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取得是有外部性的，拿到正确的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要消除这个外部性，政府其实可以做很多工作。

　　第三，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许多方面不应该用行政方法介入，而有些方法能够提升市场的功能，能够强化竞争，政府还有很多事情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