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才是雪中送炭”

　　新京报：你57岁时在亚洲开发银行提前退休，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投身教育，你的初衷是什么？

　　汤敏：我几十年一直搞经济，但大多是理论与政策研究。2010年，我很想换种活法，想做一些我感兴趣但没尝试过的事情，从事教育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我因教育受益太大。大的事情做不了，那我就做一些小事。

　　新京报：从研究理论的经济学家，投身做教育实践，最深切的体验是什么？

　　汤敏：难，进入教育后才发现这一行当的水之深、动之难，需求之大，改革之必要。

　　我想，这年头不是都在谈“跨界”吗？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外行做成的，比如网约车颠覆了出租车行业，微信颠覆了通信运营商。我也斗胆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眼光，从一个教育业余爱好者的角度对教育来品头论足。

　　新京报：你的很多教育项目的实验都在农村进行，为什么如此关注农村？

　　汤敏：现在在城市做教育是锦上添花，到农村才是雪中送炭。中国教育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

　　我们在贫困农村考察时，一些乡村学校硬件条件甚至比城市的还好。但是，教育不是桌椅板凳，最根本的是教师。农村的学校留不住好老师，优秀的老师也不愿意到农村去，教育质量提不上去，贫困还是会代际遗传。

　　新京报：那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汤敏：我举个我们试验的例子。四年前，我们与人大附中刘彭芝校长一起开始了一个称之为“双师教学”的试验。一个贫困地区学校的课堂，有两位老师：远端人大附中老师和当地乡村学校的现场教师。乡村学校学生通过互联网直接上人大附中的课。

　　这一试验已在中西部十八个省份的13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进行。效果非常明显。中考成绩试验班比控制班平均整整高出了二十分。另外，乡村老师们每天都在听全国最优秀的老师讲课，和这些老师一起在QQ群中备课、答疑。几年下来，他们很多都成了当地的优秀教师。

　　新京报：你们那代人，感觉你们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很重？

　　汤敏：文革时的知识断层，让我们很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肯吃苦。

　　那代学生的家国情怀很重，很多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人，后来都选择回国。我毕业后选择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能研究东南亚、中国的经济，希望能把经验带回到国内。

　　我们那代大学生都在克服各种困难追赶失去的十年，追赶我们和国外的差距。

　　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衣食之忧，能做点小事就很满足了。

　　【同题问答】

　　1

　　问：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几本书是什么？

　　答：那时候能读的书很少，当时我们那一代人看的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书。

　　在高考时，当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陈景润攻克数学难题的故事，在全国引发了一阵学数学热，对我报数学系影响很大。那篇文章说，物理化学还有工科都需要实验设备，而数学就是一张纸、一支笔，中国人容易攀上世界高峰。

　　后来我学经济，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诸多经济学书籍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最近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都很值得一读。

　　2

　　问：最深刻的高考记忆是什么？

　　答：当年11届的学生一起考试，考场刚好在我教书的教室，还和我教的学生一起考试，压力很大。

　　3

　　问：当年的高考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　答：理化没学过，完全凭着感觉答的，只有数学比较自信，能考上武大都觉得比较意外和幸运。

　　4

　　问：还记得当时自己高考的分数吗？

　　答：我们那年好像没有公布分数。

　　5

　　问：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高考之后才明白的？　答：教育对人的改变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6

　　问：你高考时有座右铭吗，是什么？　答：没有，但有“破釜沉舟、最后一搏”的心态。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实习生 王双兴 闫娇

　　A14-A1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