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失去的十年”

　　新京报：大学四年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汤敏：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学习的风气。11点熄灯以后，校园的路灯底下全是背英语的。我是进了大学才从A、B、C开始学英语。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实行学分制，兴起了跨系学习的风气。我同时在数学系和经济系上课，一些同学也到生物、化学等系去听课。有同学大二开始就像现在的博导模式一样，一边上课一边跟着教授做专题研究。

　　那时文革刚结束，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我们一星期才吃一次肉。

　　新京报：高考对当年的你来说改变了命运，但是现在，高考对人生命运的转变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汤敏：当然有，但相对那时来说，就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

　　可是，最近几年，我在农村地区做教育扶贫考察时，很多地方仍然对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津津乐道，他们因为考大学就有可能在城市里工作，即使回乡工作也因为有了知识，可以做电商、科学种田，收入不比城里差。

　　你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没上大学的，未来还是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眼界和价值观都会发生改变，人生发展的道路会更宽阔。

　　当然，和现在的时代相比，高考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候是唯一的命运转机。

　　新京报：有人认为国内各行各业的很多佼佼者都来自恢复高考后的那批大学生，作为其中一员，你怎么定义你们这代大学生？

　　汤敏：相比成就，我们更像铺路石或者探路者。当时人们对77、78级的学生寄托很大的希望。四十年过去了，这批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是骨干。

　　但是，真正成大事的并不多。例如，诺贝尔级的大师没有出现。成功企业家也是79级以后的大学生更多。

　　我们更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群人，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能顺利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能平稳展开。

　　“我从不后悔建议大学扩招”

　　新京报：你是经济学家，但1998年，你向国家提了“大学扩招”的建议被采纳，这是教育界的事，你为什么会给出建议？

　　汤敏：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启动扩大内需，鼓励买车、买房。但那时经济下滑，下岗潮出现，人们手里有钱也不敢买。

　　我们发现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最大，那时考大学很难，家长砸锅卖铁也想让孩子上大学，我感同身受。

　　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18年里，发现我们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很大。当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仅为4%，而印度是8%，菲律宾都在30%以上。我们的人均GDP都远高于这两个国家，凭什么我们入大学率如此之低？

　　在当时的背景下，高校扩招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新京报：但后来很多人把大学教育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难都归因于扩招，你也因此招致很多非议。

　　汤敏：我始终觉得扩招的方向没有错。它使大学招生从1998年的100万到现在招800万，让好几千万原来没机会上大学的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当年不扩招，他们和下岗潮赶在一起，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就失业，更可怕的后果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会更低。

　　扩招后出现的很多问题与后面的教育改革没有跟上有关。

　　新京报：教育改革没跟上，具体指什么？

　　汤敏：例如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的问题。我们当时建议扩招时要有助学贷款设计，在收学费时，把助学金、奖学金做好等等。但是，由于当时的政策落实不下去，银行不愿意给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再例如，大规模扩招后，学生的就业会有一定的难处，政府要有政策应对。这些问题，后来都慢慢解决了。

　　对就业问题，我总是在说，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这些孩子如果不上大学，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就得失业。在当时的情况下，上了大学后就业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新京报：扩招也终结了上大学免费的历史，有人认为这导致穷人上不起大学，让高考失去了公平性。

　　汤敏：是每年招100万学生还是招800万学生会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上大学？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小学生义务教育免费，上大学是少数人受益，要收费。

　　但当时我国情况正好相反。中小学收费，大学反而免费。国家有限的教育资金，应该是先照顾中小学还是让大学免费？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问题，应该用助学金、奖学金的方式来解决，而不应该是大学全免费，让富裕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搭便车。

　　新京报：当年在“大学扩招”上留有遗憾吗？

　　汤敏：我从不后悔建议大学扩招，那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大学扩招与任何改革一样，一定是有利有弊，但利远远大于弊。而且，随着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深入，目前的这些弊病，也会得到改正。当然，如果当年扩招时配套的措施更强一些、落实得更及时一些，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