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人物》版专访董燕生

　　董燕生，1937年6月生于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1996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西班牙语》（1～6册，董燕生编）获1992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2000年11月6日，获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授予的依萨贝尔女王勋章；2001年9月，译著《堂吉诃德》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8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现代西班牙语》（与刘建合编）获2002年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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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插图 古斯塔夫·多雷绘 资料图片

　　【翘楚·高峰耸古今 星光耀中西——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包括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在内的一批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2016年，恰值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汤显祖三位中西方的文学巨匠逝世400周年，自7月15日起，本报《光明文化周末·文荟》陆续推出了以“‘高峰耸古今 星光耀中西’——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为主题的6篇系列文章，发掘他们作品的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揭示东西方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逝世于1616年，400年来，他们的作品为一代代的观众和读者所欣赏、喜爱，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三位文学巨匠同处在人类变革时期，作为巨人时代的时代巨人，他们对人性的热情讴歌，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和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灵魂。《名家》此次推出特别专辑，分别刊发《“对话”塞万提斯 “咀嚼”堂吉诃德》（《光明人物》10版）、《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生存场域》（《光明讲坛》11版）两篇文章，邀请董燕生、邹元江两位教授，就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汤显祖三位文学巨匠的艺术成就，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阐释和探究，以飨读者。

　　《光明人物》版：2016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同样也是塞万提斯的逝世日，马德里市中心酒店的电视大屏幕上，全天候转播世界各地的读者阅读《堂吉诃德》的画面，场面宏大。您觉得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在中国以及世界有着怎样的广泛影响力？这位西班牙的文学巨匠及其创作是如何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的？

　　董燕生：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序言和后记中再三申明，他的写作目的在于嘲笑当时风靡西欧的骑士小说。因为在他看来，此类文学作品的内容纯属谎话连篇，艺术上也是荒诞无稽的。

　　《堂吉诃德》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立即被译为各种欧洲语言。但是在17、18世纪，它仅仅被认为是一部谐谑逗趣的杰作。直到欧洲浪漫主义发端，“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才被看作是高尚的悲剧典型，就是说堂吉诃德像一切有高尚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不仅不被世人理解、同情、支持、追随，反而遭到耻笑和摧残。应该说，这种解读还是有一定的文本依据的。

　　我们且看看堂吉诃德究竟有什么样的理想（其实也就是塞万提斯本人的理想）。下面是他在牧羊人当中，对所谓“黄金时代”的向往：

　　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多么幸福的时代啊！难怪古人冠其以“黄金”二字。倒不是我们这个黑铁时代如此钟爱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而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知道“你的”和“我的”这两个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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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欺诈行骗、心怀叵测，却偏偏装出一副真诚坦率的样子。法律还没有脱离自己的正道，谁也不敢依靠恩宠和钱财公然玷污干扰它，不像现在，受到那么多的践踏、干扰和侵犯。法官的头脑里没有一丁点儿任意判决的念头……（I，10）

　　请注意这段话中对司法腐败的批判以及对司法正义的追求。在另外的章节里，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进一步发挥了这方面的理念。桑丘潘沙就任海岛总督之前，堂吉诃德对他进行了一番忠告：

　　要秉公执法；穷人的眼泪固然值得同情，可也不能忽略富人的申诉。不要管富人如何送礼许愿、穷人怎么苦苦哀求，你该做的就是查明真相。

　　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公正无私，但也不能对罪犯过于严酷；执法如山固然可嘉，可与人为善更易扬名。宁因恻隐之心低垂权杖，也不为金钱财货贪赃枉法。

　　要是不巧赶上裁决你的某个仇人，你必须捐弃前嫌，据实宣判。事关他人，不要被一己的私情蒙住眼睛。一旦出现这种失误，大多不可挽回；如想补救，必将损名又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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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被判服刑的人不该恶言相辱；他狱中受苦已经够倒霉了，何必再加上狠狠呵斥呢！（II，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