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创作

　　宗璞的作品，一向追求“诚”和“雅”。她觉得，没有真性情，就写不出好文章。但要做到“诚”，就要正视生活的很多问题。“雅”便是文章的艺术性，这只能靠改，不厌其烦地改。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她五岁就上小学了，父亲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

　　宗璞背的第一首唐诗是白居易的《百炼镜》。但是，父亲从来不讲，他主张书读千遍，其义自见。

　　每天规定背的诗词，宗璞都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因为她很感兴趣，背起来也就不觉得吃力。

　　少年时的宗璞对于儿童读物更是爱不释手。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如清代俞曲园改编的《七侠五义》《隋唐》《小五义》《水浒》《荡寇志》，她也都读了。

　　其中，有一套少年儿童读物的文库里，改写的《西游记》非常好读，不像宗璞早先看的《西游记》那样，很繁琐，一上来就是“有诗为证”。

　　宗璞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

　　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20世纪50年代下放回来后，宗璞写了篇小文章《第七瓶开水》，下笔的第一句话就是：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后来一想，不行，这不是人性论吗，要批判的，赶紧改掉了。

　　但这句话，宗璞却永远记住了。后来，她发明了“心硬化”这个词，意思就是，某些特定时期，人人都要硬下心肠来说假话。

　　宗璞很早就想写一部反映抗战时期中国读书人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段历史，对于宗璞的童年和少年影响太深了。

　　宗璞想写写父兄辈的历史，写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民族风骨，“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小说最终定名为《野葫芦引》，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孤独的旗帜。近30年来，她在病中笔耕不辍的四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它所描述的时代立言。”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在已经出版的前三卷中读出了立言文学的不朽品质。

　　这种品质是中国文心的薪火相传。

　　“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宗璞自状，“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

　　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

　　《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

　　经历的越来越多，宗璞对人生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她设计的《北归记》结尾，和最初的想法略有不同——

　　“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已经定了。不过，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慢慢长大，孟灵己出场的时候10岁，回去的时候19岁了，而且经历了西征的战争、李家大女儿的死、凌雪妍的死，尤其是玮玮的死，这都影响着她的成长。有人说我每本书要死一个人，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旧的消失然后又有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