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吴天明

　　莫伸口述

　　我的朋友路遥和吴天明

　　上世纪70年代，路遥在《延河》编辑部当编辑。刚开始我们走得并不近，是“点头之识”。后来我才知道，路遥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计划着在文学创作上做出成绩。1980年之前，陕西的作家陈忠实、贾平凹、京夫和我，都已经分别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路遥似乎默默无闻，其实他志向高远，一直憋着劲要写出好作品来。

　　1980年，路遥创作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上发表，并获得了当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和《当代》文学荣誉奖，正是那篇小说奠定了路遥在文学界的地位。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很快创作并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人生》标志着他登上了一个文学的新台阶，迎来了他创作生涯中新的辉煌。那一阶段，由于共同的文学事业和文学爱好，我们相互走近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

　　有一次，我和路遥结伴儿到汉中去，算是真正近距离接触。晚上聊天时，他告诉我，说他原来不愿意跟我接触，觉得我是城市青年，特别骄傲。这让我吃了一惊。其实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说过我骄傲，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呢？后来我才逐渐发现，由于当初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落差”，来自农村的青年会产生出一种心理上的敏感，这种敏感当然也是一个人自尊的外延。

　　我在西安铁路局的《西安铁道报》工作。1982年前后，铁路上体制变革，各省铁路局撤销，合并成几个大铁路局。西安铁路局要并入郑州铁路局，组织上准备把我调到郑州局机关。我从小熟悉陕西这片土地，去郑州工作完全可以，但是去创作就不行了。对创作而言，我需要重新熟悉和认识那里的一切，而有些认识和理解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甚至需要从小耳濡目染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大想离开西安。

　　当时吴天明正在把路遥的小说《人生》改编成电影，路遥给我出主意，说西影厂有专业搞创作的编制，你可以调到西影厂去。

　　有一天晚上，路遥领着我和作家京夫一起去西影厂找吴天明，说了我们两个想调来搞专业创作的事。吴天明当时是西影厂的厂长，听完当场拍板，可以！我还是有些惶惑，也有些犹豫，担心自己一直写小说，不会写剧本，于是向吴天明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我在电影厂不写剧本，就写自己的小说行不行；二是西影厂能不能为我解决一套住房，以便安身。没想到他还是那么痛快，答复从两个字变成了三个字：没问题！

　　在路遥的引荐下，我顺利地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我提出的两个条件，住房很快就解决了，不写剧本的条件，用不着别人说，我自己就推翻了。由此我也想到，不仅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也是同样，许多事情不是你提出要求就可以的，关键要看主客观条件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要看你自己是否能够不计一切代价坚守下去。

　　吴天明是个很有魄力也很有魅力的人，他对于西影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电影圈积累了很多经验和人脉，而且，他从前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也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他遇到了一个好时代。过去我们常常讨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应当说英雄当然也造时势，但首先是时势造英雄。很多事情都和时代、大环境分不开。吴天明担任厂长时，正是中国波澜壮阔地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整个社会都鼓励大家往前走、往前闯，这是大环境和大氛围，离开了这个时代和环境，不管谁有多大本事，恐怕都无法施展。

　　据我所知，离开了特定环境之后的吴天明，就相对沉闷了一些。包括他以后再拍出的片子，也都没有创造出此前的辉煌。他去世前曾拍过一部反映老年问题的电影，我没看到，据说相当好，但市场没有响应，这是非常遗憾的。 （本报记者 郑长宁 实习生 徐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