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春芳记忆中，父亲“是个能人”，村里有红白喜事，就会去帮忙做饭。盖房子、做会计、跑业务，万广庆都跑在同村其他人前头。作为最大的女儿，万春芳得到父亲的关注最多。有些事父亲不一定会和性子柔弱的母亲商量，而是告诉她。上初中时万春芳“坐不住”，成绩下降了，对她寄予厚望的父亲总是重重地叹气，“斜眼看我”。

　　万春芳记得，父亲倒下后，他们向派出所报案，大约1个小时后，县公安局出动特警大队到达现场。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此前的报道，警方控制了秦鹏的爸爸和哥哥。但这两人很快被放了出来，因为“证据不足”。

　　秦鹏跑了，万庆芳和家人只有3天时间悲痛。秦鹏的行踪不断从同村人和亲戚处传来。安葬下万广庆后，万家决定，自己找线索，让派出所抓捕，“一命抵一命”。

　　在最初的追凶路上，除了万春芳外还有七八个亲戚。他们从一个朋友家拿到秦鹏的照片，翻印了十几张，每人一张去各村询问，这样一直从夏天走到了秋天。

　　害怕同村村民看见，“会通风报信，引起凶手警惕”，他们常常早上6点出发，回村也要等到晚上10点多。母亲和奶奶连夜为他们蒸了四五十个馍带路上吃，渴了就在路边掬起一捧山泉水喝。

　　寻找没有方向，只能靠一路打听。路人一句模糊的“见过”“有印象”都会成为万春芳眼中的救命稻草。她听说有人在小桥上见过秦鹏，还听闻秦鹏向一家亲戚“扔石头”，但拿着这些零碎的线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后，因为并非所有线索都有价值，警方不是每次都到场核实，有时候出警核实也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走得远了，他们顾不得回家，在路边的田埂上倒头就睡，“最好的条件”是睡在别人家的屋檐下。但万春芳睡不着，听着身边的蛐蛐声，她想起前几日为父亲守灵的那天晚上，“瘆得慌”。

　　父亲刚去世时，万春芳甚至没想过“杀人偿命”，她只是想“再也不要和秦家人说话了”。但悲痛和仇恨迅速向她袭来，万春芳从之前整天在学校里画画、唱歌、跳舞的少女，迅速成长成熟起来，“被家里的事压得喘不过气”。

　　自从父亲去世后，万春芳变得沉默寡言。嫌二叔骑车慢，她抓过自行车就往前冲向下一个村庄、下一户人家。她不敢去想“我爸当时死得有多痛，一下子就没了”，只有一个目标“找到这个人”，一切都解决了。

　　害怕打草惊蛇，也担心路人听到凶杀案，不愿提供线索，万春芳拿着照片，一个个问过去“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他是我们家的亲戚，精神不好走丢了，可能在要饭，能不能帮忙认认？”

　　从坝前村向东出发，沿路是连绵的高山，他们在这条路上向东向西排查了快一个月，才在路旁听人说犯罪嫌疑人“在林县（现林州市）要饭”。

　　听到消息，万春芳和亲戚们休息不超过一天，就立刻出发。没有汽车，他们换了自行车、摩托车，终于赶到了60公里外的林州市。只要有桥，万春芳就走下去看，像不像有人住过。有一次在一个不足5米宽的桥洞底下，她亲眼看到沙地上有一行潦草的字，“看上去像是我父亲的名字”，苦寻几日的她浑身颤抖，觉得有些希望，但最终也还是没什么结果。

　　父亲这根顶梁柱没了，生活的重压扑面而来。追凶让万春芳离原来的生活轨道越走越远。原本想做幼师的她放弃了学业，因为“情绪起伏太大，怕耽误孩子。”她当过保姆，卖过手机，还因为“总发愣”丢了一部。最后，她跟着亲戚出去，成了村子里第一个去南方打工的年轻人。

　　她成了一名普通女工，上了流水线，一天做12小时工，“像羊一样”待在工厂的圈子里，每个月等待发工资那天。她摆脱不了失去父亲的阴影，在做工时会突然哭出声，别人开玩笑的一句“神经病”在她耳中也仿佛说的是自己。

　　在同乡尹雪（化名）的眼中，这个当时只有17岁的女孩透露出和年龄不符的穷酸、老态，成天哭丧着脸，不爱说话，攒的钱从来不买新衣服，每天最多舍得买5角钱的粽子当早餐。

　　她满脑子想着赚钱，认为“有钱了事就好办了”。在电话亭用IC卡打电话时，她才会用家乡话询问母亲和爷爷，“凶手找到没有”，但家乡亲人的回复都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