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和猎杀?

　　顶着太阳,两个小院儿里的人说,范雨素26日一早是跑去市里跟出版社谈小说出版的事了。

　　另外几人急忙围上来,“哪家出版社?”

　　关于那本待出版的小说,范雨素曾在她的自述里梦幻式地勾勒过。“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

　　长篇的名字,范雨素想好了,就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现实。出版社的人面对爆红、自带话题且省事儿的人,有点喜出望外。

　　“觉得范雨素的文章怎么样?”

　　“文章是一方面,还靠宣传、营销、包装呢!”“能不能一直红,难说。”一些守在皮村、来回踱步的出版人吸了口烟说。看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他们在心中拿捏着价码。

　　这篇文章在网上疯传到第三天的同时,舆论场上有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说,群众喜欢猎奇,媒体需要点击,大家联手制造一个疲惫生活的英雄育儿嫂。也有人说,出于一种制造底层鸡汤的需求,我们制造出了范雨素。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在猎杀范雨素。

　　范雨素不再是一个人,她成为一群人的象征。面对艰辛生活昂起头颅的时候,她握紧的武器是书本,是希望。

　　在张慧瑜看来,媒体是势利的,范雨素随时可能“被失宠”。在电话里,张慧瑜“提醒”她,你可能不会红太久。“保持清醒,别慌!”

　　“底层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体消费底层,没有错。但到后来会发现,有时底层也是很难被消费的,他们身上有许多很坚硬的东西。”张慧瑜说。

　　也许张慧瑜是对的,范雨素没有接受操纵。她躲到了“深山古庙”里。“我没想过靠文字改变命运。我习惯了靠苦力谋生,我对劳动并不惧怕。我还会做小时工,文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四十年生活的磨砺让她的心性收敛起来,没有什么事情特别让她高兴或悲伤。在她口中,小海、小付、郭福来……文学小组的亲人们,还有两个需要她耳提面命的女儿,才是她的人生。“我不相信生活和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我年龄大了,没什么痴心妄想了,只希望这件事能快点结束。”范雨素说。

　　“她喜欢文学,但没有文学梦。”张慧瑜这样概括,她像是读透了人生这本大书一样,对人生、对命运、对遭遇,早年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成体系的认识。在她看来,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什么都打不倒她。挣一点稿费就已是范雨素生活的意外之喜。

　　“范雨素们”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异常简陋,墙上贴着“打工·三十年”的图片集,还有定格的影像中他们流动的人生。

　　文学小组的诗人小海,打工14年,写了400多首诗。许多诗是他在机器上、在下班等公交车的路上完成的,他借用海子、张楚、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等人的句式梳理自己颠沛游离的青春。

　　另一位工友王春玉与范雨素年龄相仿,创作起来并不高产,但他是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铁杆成员。因为工友之家,他把工作从肖家河换到了皮村,人也留在了皮村。他专门给皮村写了一首诗,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首歌。

　　翻开《皮村文学》,“寂桐”“雪婷”“墨香”……工友们为自己起好了浪漫的笔名。在皮村,在工友之家的小院儿,他们聊爱情,聊内心独白,聊城市印象,聊对妻子的思念,聊思绪穿越世界的旅行。

　　在文学小组的大方桌上,在《皮村文学》里,他们写自己的生活,写激越,写懊悔,写生活中并不多见的浪漫,写自己的爱与亲历。

　　作品集里,有范雨素的一首诗《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我只敢在/深夜放声哭泣/旷野无人的深夜/祈求大地/我是一个农民工/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农民工/所有的苦/我都能够吃掉/我想让我的孩子享点福。

　　他们写,是因为他们需要。

　　不论是萧红式的轻描淡写话悲凉,还是贾平凹式的简洁练达,都不是工友的刻意追求,而是他们原生态的呈现。文学的刀藏在这里。

　　工友之家简陋的办公室墙角还斜放着一把木吉他,这是工友孙恒为大家唱歌用的。办公桌上的《工会活动签到表》上写满了人名,密密麻麻。

　　进门处左手边堆有一摞书,《来的不是客》(中国当代进城务工青年贴身读本)供工友和来访者自取。

　　图书馆门口挂着一张清晰度不高的彩色照片,三排文学爱好者簇拥在一起,笑得轻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