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印象分”高一点，吴建民总是忙个不停。他说谈话有事实和细节才能动人，在法国，带着手底下的年轻人早晨8点就起来读报纸，还去法国农民家调研，拜访法国最贫困的山区，非典期间和巴黎市长一起去华人区的中餐馆吃饭。

　　他身上总带着小本子，听到了好故事、好点子就赶紧记下来。哪怕回国，亲友一起吃饭，侄子侄女说起了新东西，他还是要丢下筷子，赶紧掏纸笔。

　　在法国，他的时间表按分钟规划，第一场会见往往从早餐开始，两场活动的半小时间隙也要多见一个人。退休后，他跟妻子施燕华提前说好回家吃饭的时间，到点准时进门，吃完饭就又出去开会、办公。

　　老白是吴建民退休以后的司机，报到的第一天，吴建民就提醒他，“我退休了，但很忙。”可老白还是想不到，跟着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干部，居然3个月都休息不上1天。

　　吴建民观察过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些曾经富饶的国家被鲜血和烈火笼罩，挑起战争的大国也身陷泥淖。“开始容易结束难”的战争如同跗骨之蛆，盘踞在所有被波及的人身上。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中国绝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

　　在南极，吴建民听科研人员说，9个国家曾争夺这片土地的主权，几乎兵戎相见。逐利的各国把轰鸣的捕鲸船一艘艘派过来，杀死的鲸鱼来不及立刻回收，就充上气、插上国旗。4000多具鲸鱼的尸体飘在海面上，血红一片，整片大陆都被恶臭笼罩。

　　直到1959年出了《南极条约》，承认南极洲永远专用于和平目的和不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或对象，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吴建民踏上南极时，“蓝天白云，湛蓝海水，和雪白的山峦构成绝美的图画。”他说，“南极的启示是21世纪急需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迎来共同繁荣的世界。”

　　“在驻在国的大政方针，是由国家定好框架的。吴建民最难得的是在这个框架里100％地发挥。”曾在吴建民驻法期间担任使馆二把手的刘志明说。国家提出“和平与发展”，吴建民就“努力为国家交朋友”。他坚信对话解决问题更加重要。有的人不信，他不留情面，“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完全搞错了时代”。

　　吴建民从对抗的时代走过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首批工作人员，1971年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时，机场挂着的巨大送别横幅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在纽约，友好人士邀请中国人去看现代艺术画展，吴建民和同为外交家的施燕华小声嘀咕，“真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艺术，都看不出画的什么。”

　　可是40多年后，老两口经常一起感慨，要是当初没走出国门，祖国没走向世界，今天的生活不知是什么样子。

　　1990年前后，吴建民在布鲁塞尔的驻欧共体使团做负责人，东欧巨变让国际关系“一夜间天翻地覆”。

　　吴建民每次去欧洲议会，总是往座位上一坐，微笑着问，“先生们，咱们今天是讲英语，还是讲法语？”欧洲的高官曾不屑地说，“不知道3个月后，你们这个国家还在不在。”他笑着回敬，“等着看吧，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他回国当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美国国务卿访华，中方做了细致的安保工作。一位美国记者提问，“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是不是怕政权不稳，政府倒台啊？”吴建民一字一句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在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倒台！”

　　散会后，外国记者在走廊里拦住吴建民，表示感谢。“我等你这话等两年了！你这话一讲，美国就明白，中国不会有事了！”

　　几年之后的日内瓦，再遇到龙永图带领的入世谈判代表团，吴建民提了“至关重要”的建议，“要去见媒体，主动出击，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声音和道理！”

　　做了一辈子外交官，吴建民向全世界讲了无数次中国道理，也听了许多个国家的故事。2012年回访高中母校，他提笔写下六个字，“爱祖国，爱人类”。他要母校的孩子们记住，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次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日本人佐藤充救完20名中国的研修生，才返回险地营救妻女，最终被卷入水中遇难。吴建民在国际会议上遇到一群日本人，主动讲起这件事。会后，日本人纷纷向他鞠躬道谢，甚至感动落泪。可这件事在日本没有得到报道。在中国，也仅仅是一粒投入水的小石子，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晚年的吴建民在书里表达疑惑，为什么国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有人一意孤行。有人高呼“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吴建民反驳：“利益最大化？听起来挺美！其他国家怎么想，利益最小化吗？这可不是合作共赢。”

　　欧美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时，吴建民一板一眼地分析不理智情绪，“国家如同人，自身发展遇到问题，情绪就会敏感，对外界的反应就会过分。”可过了几年，他发现，一些同胞也有类似的倾向。

　　他忧心忡忡地记录：代表团来欧洲，不再像当年一样谦虚学习，而是指着巴黎说，“全都是老楼，有啥好的。”一些邻居成了部分人口中的“小破国”，和另一些国家则“不惜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