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就痛恨侵略者，几岁时就会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们翟家这个大家庭也为报效国家竭尽了全力。”

　　的确，除父亲外，翟俊杰的二姑也是抗日救亡演剧队的成员，小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是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播音员。三舅是老志愿军，四舅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地下党。

　　翟俊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二舅，这位素未谋面的亲人在与日寇的鏖战中牺牲，长眠于太行山上。数十年后，当他筹拍第一部导演作品《血战台儿庄》时，脑海中仍回荡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二舅文化程度不高，小学没有念完。临走时，他从灶里拿出一块没烧完的木炭，在门上写下‘爹，娘。下辈子见吧’，从此杳无音信。多少年后，才得知他参军牺牲的消息。二舅死后，姥姥、姥爷劝二舅妈趁年轻带上孩子改嫁。可是，她拒绝了，就这么郁郁而终。”

　　从小发酵的家国大义与革命之火，让翟俊杰充满了军人的血性。而传统文化与淳朴民情的濡染，则为他日后毅然从军，立志为革命书写铺就了道路。

　　军旅恩赐

　　由于父亲的影响，少年翟俊杰对唱歌演剧产生了浓厚兴趣。1958年，他先是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无线电。第二年，正赶上西藏军区招收文艺兵，年仅17岁的他二话不说，仅随身带了一本《演员自我修养》，便毅然奔赴了喜马拉雅的风雪高原，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身为文艺兵的翟俊杰，先后经历了两场战争，即1959年的平叛战役和1962年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每逢战事，文艺兵们必然挺身而出，赶赴前线，鼓舞士气。

　　在雪原，在哨所，在草原，在阵地，翟俊杰拥有了一个广阔的大舞台。无论前线或是后方，他迅速跟藏族同胞及指战员打成一片，睡过羊圈、牛圈，躺过墙根、车底。

　　“高原温差大，晚上睡觉都不脱衣，得裹着军大衣，把皮帽耳朵放下来。早上起来以后，眉毛上、帽檐上都结着一层白霜。”

　　此外，翟俊杰还担负起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的重任。每次战斗之后，他和战友一起，用披风一样的军用雨衣铺到地上，把烈士裹起来，雨帽扣在脸上，再挖一个长方形的坑，用两根粗牦牛绳抬起，牵着四角放进墓穴，摆正。

　　逝去的面孔中，有许多让翟俊杰印象至深：当年的班长牺牲时只有21岁，还没有媳妇；许副连长开战前会抽着烟，满不在乎地说：“兄弟，我要是牺牲了，赶紧告诉你嫂子改嫁，该干嘛干嘛。”粗糙的话语，却是军人不畏牺牲的最真切写照。

　　青藏高原四年的艰难岁月，不仅磨炼了翟俊杰的心性，也让他沉入生活，窥见了一个鲜为人知、却异常真实的战地图景。

　　身为战争的亲历者，翟俊杰对文艺作品中的战争呈现，有着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

　　“现在很多军事题材影视剧失真。譬如端起机枪一通扫射，就不现实，为了节省弹药，有效地杀伤敌人，多是快速点射；投手榴弹不能投太早，要不敌人捡起来还能往回扔；战时条件有限，绷带都会沸水消毒回收，沾血以后会发黄，怎么可能那么雪白？”

　　不同于书案上凭空编造的粗暴打斗，翟俊杰记忆中的西藏战斗生活，是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藏族贫苦农奴、牺牲在战火中的士兵、执行特殊任务的武工队队员等无数个体交融而成的。这些面孔清晰可辨，同他日后的镜头一样，既生动多姿，又动人心魄。

　　在西藏的一天夜里，翟俊杰正和战友宿营，远处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分队长领着他们隐蔽搜索，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挎着腰刀。

　　“什么人？”

　　“我是这附近村子里的，人头地界都熟，想给你们义务放哨。”那人用藏语回答。

　　荒野雪夜，藏族老乡相助令人感动，但军人的警惕还是让他们将信将疑。没想到，老人口音一改，不再说藏语，而用四川话说：“天亮后，请到我家来。”

　　第二天清晨，分队长领着翟俊杰几个人来到老人家，老人则带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处深山坳。他们在那里惊奇地发现，这偏远之地竟有一方小小的简陋的关帝庙。

　　此时，老人才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本是四川人，当年清朝大臣赵尔丰进藏镇守边关，他随军出征，惜国力衰微，边关失守，报国无门。部队散了，老人四处流浪，成为一名藏民，取名“扎西”，一直未娶，无儿无女。

　　“只有金珠玛米（解放军）来了，才能真正保住西藏边关。”这位老人的话，翟俊杰记忆犹新。

　　光影之路

　　1963年，翟俊杰随团进京汇报演出反映西藏现实斗争的话剧《雪山朝阳》，周恩来、聂荣臻、贺龙、罗瑞卿等党政军领导前来观戏。由于舞台上出色的表演，翟俊杰脱颖而出，得到了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的机会。

　　翟俊杰被录取了，他演艺道路的又一扇大门也由此开启。

　　大学四年，正当韶华，勤奋的翟俊杰没有辜负好时光，开始了“闻鸡起舞”的生活。他学台词，学形体，学戏剧表现技巧，努力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洛维奇·丹钦科、契诃夫、布莱希特等戏剧大家的理论中汲取养料，也从盖叫天、周信芳、魏喜奎等中国戏曲大师的实践中继承传统的神韵。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毕业之际，“文革”爆发，全国停工停课，部队文工团无戏可演。一时间，翟俊杰陷入了窘境。随后，他被分配到了解放军报，从事了整整十年的记者编辑工作。

　　军报十年，翟俊杰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做一个正直的人。

　　在一次次的疾风暴雨中，总有一些不卑不亢的身影让翟俊杰铭记，也坚定了他身为军人宁折不弯的操守。

　　“记者用笔写文章，导演就用镜头来‘写’，其实是一个道理。十年记者生涯对我文字与心性的磨炼，在后来的导演事业中大有裨益。”

　　有一位老电影人，对翟俊杰走上电影道路产生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八一厂著名剧作家黄宗江。

　　1959年，黄宗江受总政之命赴西藏深入生活，创作了表现西藏贫苦人民血泪史的电影《农奴》。年龄相差20岁的翟俊杰与黄宗江正是在此间相遇、相识，并最终结为忘年交。

　　“宗江师可算是最了解我的人之一，他当年就‘断定’，我是吃电影饭的。”翟俊杰回忆，他和黄宗江常常天南海北地侃大山，谈得最多的就是电影。

　　“黄宗江始终叫我‘小翟’，这个称呼到后来也一直都没有改过来。”每忆及此，翟俊杰总是倍感亲切。

　　黄宗江对翟俊杰有一句评价极为精到，就是他“经常能把一些文字性的东西，魔咒似的化为一种电影语言”。这也让翟俊杰意识到，自己的天分也许正在此处，他也开始思考未来更多改变的可能性。

　　这次改变很快就到来了。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艺生态得以拨乱反正。随后，翟俊杰经黄宗江力荐，由解放军报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

　　从那一刻起，翟俊杰正式走上了与光影相交的漫漫征途。

　　到八一厂之后，翟俊杰算是“白手起家”，这需要极大魄力，他先从编剧做起，陆续参演了《锅碗瓢盆交响曲》《木屋》《黄桥决战》等多部电影，亲口尝了尝“梨子的滋味”。

　　翟俊杰步步为营，逐步熟悉影视拍摄的各项流程，直到后来担任八一厂文学部主任。

　　其间，翟俊杰结识了许多编剧“大腕”，如写《西线轶事》的徐怀中，写《五更寒》的史超，写《闪闪的红星》《战火中的青春》的陆柱国。共事多年，濡染日久，于他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知名电影人卓尔不群的风骨同样令翟俊杰如沐春风。为人谦逊的于是之，熟知西方的孙道临，天性豁达的赵丹，为戏入迷的谢晋，如今这些形象在他的脑海中仍栩栩如生。

　　翟俊杰记得，有一次去谢晋家喝酒涮锅，只见谢导聊着聊着，便激动起来，蹦出许多不知所云的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还未开机的电影《天云山传奇》里主人公冯晴岚的戏。”

　　如此这般，为戏入迷。老电影人的风采让翟俊杰心向往之，更渴望亲自执起导筒的那一天。

　　进入八一厂的第十个年头，由杨光远、翟俊杰联合执导的电影《血战台儿庄》横空出世。

　　这是一部意义非凡的处女作，《血战台儿庄》在当时可谓“破天荒”，翟俊杰称其是“强行起飞”。影片首次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惊心动魄，在香港票房收入343万港币，跻身当年大陆电影在港票房的前三之列，甚至在台湾，也造成了深远影响。

　　“翟俊杰”的名字，由此一炮打响。

　　回想起当年的“石破天惊”，如今的翟俊杰多了些风轻云淡。他忘不了与其共同执导影片的“老杨哥”——杨光远；他也谈及演员不够自己来凑的有趣经历，亲上“战阵”塑造抗日英烈王铭章将军。

　　翟俊杰坦言，艺术需要时间的磨洗，一切好坏都应交给后人评说。

　　《血战台儿庄》之后，翟俊杰的视野更加宏阔。1988年，他自编自导并主演了反映国家大型钢铁基地改革建设的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之后，他加入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摄制组——《大决战》摄制组，奉命担任“国民党统帅部”的导演。

　　为了再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的真实状况，翟俊杰用心至深。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史诗级的大作，最终以其精良的团队创作赢得了一致好评，其中就包含着翟俊杰在人物塑造和镜头运用上的卓越贡献。

　　从那时开始，翟俊杰更加明确了自己在电影征途上所要行进的方向。从此一去，雄关漫道真如铁，他的长征步伐也将“从头越”。

　　长征！长征！

　　三十载光影之旅，翟俊杰的“三拍长征”最为人称道。每一次拍摄，于他而言，都意味着一次朝圣，而每一次回归历史，他都能以“创新”求“突破”，为长征的影像建构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长征是地球永恒的‘红飘带’，不仅因为它是当年人民军队生死存亡之际奋力拼杀的悲壮史，更因为这段历史本身，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人类最崇高的精神。”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硬汉”的翟俊杰，却能从长征作为精神象征的永恒意义之中，细腻地洞悉出人性深处的波澜。

　　1994年上映的《金沙水拍》，是翟俊杰的第一部长征之作。

　　相对于老式主旋律电影那样一板一眼的叙事，翟俊杰没有墨守成规，相反，而是将悬念片的元素融入其中，从一开始贺子珍生女，毛泽东被迫放弃女儿，到后来贺敏仁为给负重伤的姐姐买酥油增加营养，擅取了寺庙的铜钱而遭枪决，诸多细节的处理让整部影片萦绕着传奇色彩和悲壮氛围。

　　“电影应该以塑造人物为重，而不是像教科书一样，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像美国军事片《巴顿将军》，那不是美国的‘主旋律’吗？但其细节之生动，人物之鲜活，同样跻身于影史经典之列。”

　　在《金沙水拍》中，翟俊杰大胆实践，不落窠臼，将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置于创作核心。

　　《金沙水拍》中的毛泽东形象“有血有肉”。在爱人面前，他真情流露，不加遮掩；面对亲人的遭遇，他忧愁满怀，却顾全大局。不同于主流叙事中的器宇轩昂、指点江山，翟俊杰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头发蓬乱、身形瘦削的毛泽东，尤其在红军陷入险境之际，其眼神更透露出诗人一般的忧郁。

　　在翟俊杰看来，这才是那个时代伟人最真实的写照。

　　对长征时期毛泽东的形象把握，延续到了翟俊杰的第二部同题材影片《长征》之中。就在《金沙水拍》上映的两年之后，实现了自我突破的他，试图从思想内涵上对长征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

　　“长征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它是异常悲壮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被采纳，而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红军损失惨重、节节败退，这才有了长征。”

　　于是，在电影《长征》里，党的内部斗争之严苛，被他前所未有地推向了前台。

　　影片中，长期受到打压和被边缘化的毛泽东，形容憔悴，愤懑忧郁，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但始终不退让、不妥协，作为革命家的风范由此凸显。而对于个性化的人物群像，导演也并不急于褒贬，而是力求还原人性的深度与复杂。

　　此外，翟俊杰还对电影进行了诗意化的处理，比如在音乐运用上，便首次采用了“声画对立”的手法，以凄美的《十送红军》曲调反衬出惨烈的厮杀场面。

　　独具匠心的呈现，让“长征”二字的意蕴显得深沉、悲怆。

　　“我把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词做了改动，改为‘问一声亲人红军，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而现实却是，大多数人都在长征途中倒下了，永远回不来了……”

　　翟俊杰对饰演领袖演员的选角也有着独特的思考。在他看来，过去饰演毛泽东的演员固然出色，但如果总由同一位演员出镜，新片难免会有陈旧感。为推出一个新的领袖形象，他力排众议，邀请之前被戏称为“奶油小生”的唐国强扮演毛泽东。

　　事实证明，这一着“险棋”下得相当成功，而也正是从那时起，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形象慢慢深入人心。

　　十年之后的2006年，翟俊杰第三次执导长征题材影片《我的长征》，却不再是以领袖人物为主角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一位十几岁的红军小战士王瑞来贯穿电影始终。

　　经历过亲人的牺牲、战争的磨砺和领袖的激励，《我的长征》透过王瑞的个人成长史，谱写了一曲普通战士温情与信念兼具的长征之歌。

　　有评论说，《我的长征》是“中国版”《伊万的童年》。这正是翟俊杰在茫茫影史长河中所撷取的精髓——任何情节和理念，都必须付诸可感的人性，付诸全人类共通的永恒主题，并以此触动人心。

　　“思想性永远建立在艺术感染力之上，没有感染力而空谈思想，连观众都留不住，谈何教育，谈何弘扬？”翟俊杰常常提起一些对他影响至深的影片，如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地浪漫曲》等。这些作品，无一不聚焦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作为“长征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的长征》成为凸显翟俊杰个人电影观的最鲜明一笔。

　　“不是我选择了长征，是长征选择了我。能与先烈对话，讲述共和国是怎样诞生的，是我毕生的荣幸，也是我这一辈子的‘长征’。”

　　面对长征路上那一面鲜血染红的军旗，如今年届古稀的翟俊杰神色肃穆，眼中含光。（鲁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