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在1946年，14岁的邵燕祥就已经开始发表杂文。但他没有走向持续的杂文创作，而是选择了诗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邵燕祥比较集中地开始写杂文，并慢慢超过了写诗的量。

　　邵燕祥说，不管是写诗还是写杂文，都是自己向公众的发言。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诗多半取材于公共空间，包括抒情，或者政治抒情，都是人人理解的公共生活当中的所谓荦荦大者。1983年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常可以看到邵燕祥文风老辣犀利、切中时弊而又痛快淋漓的杂文。他曾提出，把诗融入杂文，把杂文融入诗。

　　但是现在，邵燕祥说，这两句话要修正一下了：把诗融入杂文，把杂文融入诗，后者在一定意义上，如写讽刺或谐谑诗是有用的，而在一定情况下，把诗歌加上杂文笔调是不适当的。邵燕祥说：“我不迷信别人了，也不迷信自己。”

　　“如果说鲁迅教给我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成之局’，那么巴金就是教给我要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一个未来之世。”在邵燕祥看来，巴金式的热情和鲁迅式的理性，都是不能缺少的。无论写诗写文，贵在真诚，所谓“修辞立其诚”，凭真情，说真话，如巴金说的，“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才易于接受。杂文可以嬉笑怒骂，激昂慷慨，也可以平铺直叙，缓缓道来，但它的内核是说理。

　　1996年，《邵燕祥随笔》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在他心中，好杂文首要的标准，一是针砭时弊尽量中肯到位，二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较一般文学作品更及时。“至于杂文的文采还在其次。现在杂文对现实的反应，当然不及传媒组成部分的‘时评’更快捷。许多时评作者也在适当吸收‘杂文笔法’，这样会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而纸媒上的杂文不可能在‘迅速、及时’一点上跟时评相比，那就必须在每一篇杂文项下，力图挖掘更深，手术更细，且更注意提高文化品格，使有耐心的读者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同时领受比同一主题的时评更多的思想收获——当然，这都是高标准了，我是做不到了，但希望更多杂文家能做到。”

　　在邵燕祥看来，人老了，回忆过去，是人之常情。“回忆当中，难免有苦有甘，有得意有失意，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些往事，是正面穷究，还是背过脸去，应该各随自便。”

　　邵燕祥说，有些老年朋友说“何必自苦”，愿意设法忘却，以求晚年轻松，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对各人的精神世界，切不可强求一致，更不该以“自我反思”作为道德高标责之于他人。有出版社希望出版邵燕祥的忆旧之作，他想到丰子恺喜欢的两句诗：“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于是就用“昏昏灯火话平生”做了书名。

　　如同一些已入老境的作家们一样，邵燕祥近来多写回忆文章，比较集中的主题是写恩师：仇焕香、沈从文、吴小如、周定一、严辰、杨振声……他说，没有他们，自己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走上文学之路，并坚持至今。还有在广播局的几位老领导，如梅益，柳荫，左荧，陈庚，他们不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且都是在自己落难时加以援手和保护的。“许多师友和众多同事，乃至我下乡所遇的农民‘社员’，艰苦备尝而良知不泯，他们是我做人的榜样。关于他们的回忆，意不仅在报私恩，还感情债；更是为了传承中国文脉，让后人知所取则。”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作者：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