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1年夏天，邵燕祥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发布，他敏锐地感觉到国土上涌动着即将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气氛和激情，于是写出了《到远方去》。

　　“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我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起你，/更要把艰巨的任务担在双肩……”这首充满激情的《到远方去》，是邵燕祥在1952年完成的。初稿有242行，严辰读后认为芜杂，放了几个月后，邵燕祥重新删改压缩，定稿时只有40行。1955年出了第二本诗集，书名就叫《到远方去》。

　　“工业建设的先行，一是地质一是交通，我作为中央台的工业记者下到东北工业厂矿基地，大半年的时间在鞍山、抚顺、长春汽车厂工地跑来跑去，写了一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的诗歌。这些诗不是叮叮当当的生产过程的简单再现，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我的主人公都是年轻的同龄的建设者。”

　　写出来以后，邵燕祥放了很久才拿给报刊“投石问路”。“我担心我贯注在这些诗歌里的激情，是不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冒充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后来，这些作品不但被广大读者接受了，也被主流文学界肯定了。大家从常识出发，认定从青年工人到青年知识分子无疑都是青年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的思想感情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而奋斗、而献身。”

　　《到远方去》和《五月的夜》都发表在《中国青年》半月刊上。1953年6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召开，邵燕祥作为电台记者参与报道工作。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夫人、《中国青年》主编韦君宜接待参会记者。韦君宜问他：“你就是邵燕祥？你那两首诗这期《中国青年》发表了。”杨述补充说：“再有一点儿力就更好了。”他们的话给予邵燕祥很大的鼓励。

　　这一时期，邵燕祥经常被人们提到的另一首诗是《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这首诗有着特殊的命运，不但上了中央台的联播节目，过后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破例的。

　　“1954年1月29日晚，我的同事写了高压线工程完工的消息，用电报发回中央台了。当天晚上，我写了这首高压线的诗，寄给了中央台的老播音员齐越（他和牛汉是抗战时期西北联大俄文专业同学）。这首诗有很多问答，我建议集体朗诵，由齐越领诵。齐越收到后很快送给总编辑梅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梅益说好，但是集体朗诵太麻烦，今天晚上就播，上联播。梅益还觉得光朗诵一下不够，又转给《人民日报》，2月6日就见报了。”

　　1956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公木的《邵燕祥的诗》。公木分析了邵燕祥诗歌特色形成的原因：“不只写战争、写工业，而且写任何题材，都充沛着时代精神；这是由于在年轻诗人的心灵里充沛着时代精神的缘故”，“诗人不仅仅凭借‘一种情绪，一种感触’，他的热情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的。”

　　1956年第1期的《文艺报》发表沙鸥的《年轻人火热的声音》，进一步探索了邵燕祥的诗歌创作——

　　“他因为在抚顺采访新闻，这种工作职务使他不能不深入去了解工作，他就是在抚顺写出了《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这一篇好诗的。同年五月，他到了鞍钢，写出了那首淳朴的、毫无矫饰的《十二个姑娘》。十二个姑娘并非诗人虚构。诗人采访了这十二个女润滑工之后，还将原稿朗诵给那十二个姑娘听过，征求过她们的意见。同年的六、七月，诗人又到了第一汽车厂，写出了《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等四首诗。他在鞍山、抚顺，以及第一汽车厂的感受，又成为他的长诗《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的重要材料。这又说明了这个古老的道理：邵燕祥写出了这些好诗，首先是他深入了生活的结果。”

　　“还是迎着朝阳出发，/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愉快地回头一挥手！”（《假如生活重新开头》）1978年，邵燕祥回到诗坛。他没有戚戚于个人的伤痛，只是一心想写出好诗，写出跟这个时代相称的好诗。20世纪80年代，邵燕祥出版的诗集中，两本带有“花”字，一本叫《迟开的花》，另一本叫《如花怒放》。

　　在邵燕祥的诗作中，很少有像《五十弦》这样以女性为倾诉对象，集中处理个人情感的作品。《五十弦》从个人情感上切入，但并不是写卿卿我我。的确，任何个人感情也好，命运也好，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

　　从1947年开始写诗，如今邵燕祥已经写了70个年头。回首往事，在评价自己诗歌价值的时候，邵燕祥坦诚地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物证。所以我的诗歌，有一些没有选入自选诗稿的，恐怕多少还有一点认识各个时期文学和诗歌走向，认识我这样一个特定身份的作者在这个大时代下，在文学和诗歌道路上摸索的痕迹。不但有足迹，还有手印。”

　　邵燕祥说，《找灵魂》等实录文集中保留了各个时期写的东西，可以作为“人文化石”，主要供人文社会学者研究知识分子命运，作为文学史、诗歌史的附录，作为资料性的备考。

　　“我仍然说，我是诗歌爱好者和习作者，并且是全天候的。现在不像当诗歌编辑时关心宏观诗歌走向，对成千上万的年轻诗人，我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当中逐渐形成高原，再形成高峰。”邵燕祥说，他对中国的新诗，抱着乐观态度。这需要做切实的工作，诗人要学习，评论家也要解放思想，要敢于表彰也要敢于批评。诗人也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不要赶风。

　　邵燕祥注意到，现在很多人唱衰新诗，也有人说成是网络传播或市场经济的罪过。基本上，我们诗人在追求诗性、追求纯诗的前提下，逐渐淡化了政治，远离了现实，更多地进入所谓内心生活。内心生活是不应该排斥的，对于外宇宙的激情反映本来就是应该通过内宇宙，不应是截然分开的。但是过去不谈内宇宙，现在只提内宇宙的，两眼不看外宇宙了，好像都已经仙风道骨。他认为，这使得我们有些作者、有些年轻的诗人多少浪费了自己的诗情，也浪费了自己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