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生”

　　师从先生，“鱼”儿多多，“渔”法更是独特。

　　先生问学从教，有许多经典名言。比如，阐明理想与行动关系的“抬头是山，路在脚下”，已成华中师大语言学系的系训和语言研究所的所训；又如，明己长短的“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强调应该如何扬长避短，等等。

　　而最有趣和难忘的则是“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生”。从教几十年，先生一直告诫自己：为师要做良师，先得是优秀的学者，再是得法的长者。

　　早就听同门讲，先生特别赏识善悟的学生。他本人即如此起家。年轻时，遇到《中国语文》刊发重要的语法论文，他都会拿来潜心“悟”读：作者如何抓题？如何展开？论述用何方法？用例有何特点？一一琢磨，一眼看文表，一眼看文里，学得形式，吸得思想，悟出为文之道。

　　训练学生的悟性，就是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先生把结论比作“句号”，把疑问比作“问号”，又把“问号”当作起点，引导学生走向“问号”。

　　1987年9月，先生第一次给汪国胜等三位硕士生上课，随机挑了《收获》上的一篇小说，要求他们反复阅读，发现问题。两个月后，三人各带来10个问题讨论，最后聚集“刚刚”一词，发现值得研究。

　　发现“刚刚”可究之后，先生又安排学生们找材料。时过两月，三人拿着大叠卡片来讨论。他又连连抛出问题，指导他们系统整理例句，最后分工，要求两个月后各自写出初稿再来讨论。

　　期末定稿为万字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先生再要求学生比较几次改稿，明白何处增删，何处修改。1990年，《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刊于《中国语文》，反响不俗。

　　华中师大语言所培养博士不强调上课，强调读与悟。先生强调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导师就是要导，既然是导师，就应该有能力独立指导。”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有助于传承，也利于学术独立。留任于语言所的沈威深有感触：“邢老师带博士生从来不统一上大课，而是坚持一对一交流指导。路上、办公室、家里是邢老师跟学生交流最多的地方。”

　　而“磨”，则是磨砺思维与写作的过程。发现可研究的问题，继续追问和写作，逼迫学生站在问题的起跑线上后，再需一问再问，步步追问，循循善诱，促其苦思、敏思、慎思，不断向新的“问号”逼近。

　　学生苦中寻乐，急中生智，一个个被逼出思路，逼出智慧。“自己研究自己生”，既“悟”又“磨”，先生训练出来的学生越来越会“生”，如李宇明、萧国政、徐杰、蒋平、汪国胜、李向农、吴振国、吴继光、储泽祥、屈哨兵、石锓等等。

　　“工作是最好的休息”

　　美丽的桂子山，幽幽的桂北路，每至黄昏，总会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此缓缓踱步。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邢福义先生准点户外活动了。他的作息有四个“准时”：准时起床，准时用餐，准时散步，准时就寝。

　　从国家到教育部，再到省里，先生各种兼职不少，他为自己规定每年外出尽量不超过12次，怕挤占学术时间。1995年，东北师范大学约先生写《汉语语法学》，为了按期交稿，他规定每天写一千字，如果实在无时间，第二天得补上来。

　　数十年来，先生无寒暑假，不虚度节日，有媒体赞他是“360天从不休息的勇士”。

　　自从我调离母校后，有时回汉开会或路过，想念先生，想去拜见，可遇上他疲倦或正忙时，也会吃闭门羹。而与先生见面，常常是先约好谈半小时，可聊起先生的兴致后，不知不觉就超时了。

　　听先生评点时事，分析业界，指点迷津，我们当然得意。可是离开后，一想到他又要“恢复”疲劳，心中有些愧疚。

　　一般节日，我们都只发邮件问候先生，只有重大节日，比如春节或教师节才拿起电话祝福恩师。每次电话总是要劝先生多注意休息，可他却说：“工作是最好的休息。”

　　先生惜时如金，不应酬，不娱乐，不享受，不轻易会客。2005年，语言所十余位博士答辩完毕，大家都有心请先生和其他答辩委员共进午餐，可先生仍然准时回家用餐，准时午休。

　　即便是散步，在别人是休息，在先生则是思考。沈威说：“每一次陪邢老师散步，我印象都非常深刻。散步中，他跟我谈了很多，记忆最深的是邢老师说的一句话：理论的成立和完善都是需要大量语言事实来支撑的，做学问要‘不唯上’，治学的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从先生身上我悟出两点，也曾以此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第一，做学问讲匀速，当持之以恒；第二，人文社科拼的是长寿，当劳逸结合。正是基于二者，先生成为最高产的汉语学者之一，不少学者耄耋之年或搁笔，或作品渐少，先生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一辈子要学会读透一本书”

　　在许多人的心中，“大器晚成”似乎是个褒义词，可先生却有“异见”，他认为“大器晚成”是某些懒人的借口。

　　不是常说“厚积薄发”吗？有鉴于此，先生发话：青年是人生创造的最旺期，切莫被“厚积薄发”所迷惑，“积一点就发一点嘛，大器就应该早成”。

　　其实，厚、薄、积、发之间，除了“薄积厚发”常常力不从心外，还有三种逻辑关系——薄积薄发、厚积薄发、厚积厚发，反映了由薄而厚、由短而长的过程，蕴含着学术的发展机制，也彰显了学者的成长规律。

　　“薄积薄发”，常见于问学之初，适于写小论文，先生即是典范。1955年的一天傍晚，才上大二的他在系资料室读到《语文学习》里几篇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文章，引起了思考，便撰文投稿。

　　文章1957年刊于《中国语文》，邢先生时年22岁，大专毕业才一年。“文革”前，他在《中国语文》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几乎每年一篇。

　　随着积累由薄而厚，自然会走向“厚积薄发”和“厚积厚发”。“文革”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刊发过先生2万余字的长文，而刊于《中国语文》的文章字数均不过万。

　　人到中年，又恰逢国之再兴，先生的文章也随之晋级。1979年，《中国语文》第1期刊发了他万余言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此后基本如此，一部部皇皇巨著更是厚积厚发的里程碑。

　　在先生看来，学习是为了创造。读人书文，旨在写己书文。

　　先生曾说：“一辈子要学会读透一本书。”

　　先生的专业发展始于“偷师”——拜权威期刊要文的作者为师，既习内容，又悟方法，这是文章的起步；而系统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则需研读一部部著作。“文革”期间，他反复阅读、力求读透的书是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

　　先生边读边联系汉语，以证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斩获颇丰，并将其引入汉语语法研究，“文革”后的1979年著有《逻辑知识及其应用》。

　　逻辑思维是理论思维的集中表现。在书文成系列之后，创新思想或理论便呼之欲出。1995年，先生撰文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小句中枢说”，1996年将其演绎成《汉语语法学》，二十年间多次获奖，数次印刷，自2014年起开始修订，近期再版。

　　“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是先生矢志遵循的研究理念。

　　因此，先生践行吕叔湘的“务实”学风，坚守乾嘉学派的“朴学精神”，文章接地气，力求质朴实在，讲实据，求实证，形成了“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的“文章九字诀”。

　　先生从不端架，不装高深，不玩辞藻，文清理通，句精思密，即使业外人士也不难读懂，也曾闻听有朋友评价恩师：“他好像用元语在写作。”

　　在先生看来，对事实缺乏发掘，理论创建便成空中楼阁。如何发掘，他有一套：从众多事实中发掘值得研究的事实，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规律，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理论问题，总结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根基，甚至就是其本身。

　　“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

　　进入新世纪，先生越来越提倡学派意识。

　　学术成流派，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辟有学术特区；第二，创立标志理论；第三，特点鲜明，方法成套；第四，阵营壮大，稳定传承；第五，阵地高筑，自己发声。这一直是先生的努力方向。他创办《汉语学报》，经营十余年，位跃同类期刊前列。他打造“普（通话）、方（言）、古（汉语）、外（语）、教（学）、计（算机信息处理）”六只脚，支起研究汉语的平台；而六个方面的研究人才不限于一地发展，而是散播于全国，乃至海外。

　　为此，先生身先士卒，告诫学生要“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他反复强调要建立学术“据点”，由点出发形成一条学术路线，再扩展为根据地，开辟自己的学术领空。

　　“文革”以后，先生把复句研究作为据点，以点带面，不断将逻辑方法引入汉语语法研究，蹚出语法研究的特色之路，成为汉语复句研究的权威。2001年，他出版《汉语复句研究》，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面对弟子一个个成长起来走向全国，先生虽有不舍，但热情支持。有一天，我提及这一话题，他欣慰地说：“树大要分叉，只要发展得好，我都高兴。”

　　先生甘为人梯，他在为李宇明《儿童语言的发展》作序时写道：作为一个教师……希望自己的学生比自己更会走路和爬山，希望他们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没有力气了，坐在二十米的高度上，听到上头大声地喊：“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四十米的高度！”“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六十米的高度！”那么，我会摸着白胡子欢快地笑：“啊，他们上去了！”

　　但是再怎么分，树与叉仍是一个整体。打造语言学研究强队，强调团队精神，一直是先生所致力的。他要求弟子“做蚂蚁，不做螃蟹”，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像一袋螃蟹倒在地上各爬各，一盘散沙。要像蚂蚁善于群体奋战，个体虽小，却能移大山。他要求摆对“品”字：人品第一，学问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有才而不傲，不轻言跳槽。

　　有一年语言学系元旦晚会，先生为全体师生解说“众”字：一个团队，得做好“众”字。上面一人，下面两人，下托上，上带下；下面的人挤扁低身，是为了二人紧密团结，一起顶起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压扁抻宽，是为了关照着下面的人。

　　2007年盛夏，某天午后，与先生在校内邂逅，我鼓足勇气禀告：“老师，黑龙江大学国家俄语基地有意调我去工作。”

　　“不要当跳蚤！”先生当头棒喝。

　　我一下子懵了。待我向先生汇报说黑龙江大学国家俄语基地急需俄语力量，去后可能任基地主任，于我的翻译学方向发展有利，也有利于我爱人的发展之后，他又欣然同意了。

　　但是，“不要当跳蚤！”一直回响耳畔，时刻提醒我：一是在地域空间上可以流通，但不能为跳而跳；二是在学术方向和选题上要坚守根据地，坚持在翻译本体和汉译语言等方面安营扎寨。

　　几年后，先生自豪地说：“从北到南，从哈尔滨到广州，你们（指邢门弟子）已贯通成一条线了。”

　　2015年8月，我告诉先生，我与黑龙江大学八年工作合同期满，应邀南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工作时，先生依然支持我：“广外研究氛围不错，会有助你的发展。”

　　黄忠廉，1965年生于湖北兴山，博士，二级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协作导师。2002—2005年师从邢福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主持国家社科项目4项，部级6项，出版学术著译作26部，主编丛书4套，发表学术论文260篇。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次连任黑龙江省“龙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学科组副组长。（黄忠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