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末：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向这段历史学习什么，借鉴什么？

　　张大春：在这种盛世繁荣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唐朝超乎寻常的包容精神。唐朝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当然算不上，开放社会的标准太高了，但唐朝的宽容精神仍然值得我们今人学习。

　　它甚至可以让商当时这样地位比较低的阶级，让他们的价值理念上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面。儒家提倡什么概念？是四海统一，甚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但是商人不一样，商人以赚钱为目的，做生意就是要变通，从根本上说它和这个帝国的轴心价值是相矛盾的。但即便如此，唐代还是容许商业活动，容许贸易活动，并且不只是鼓励，还去保护，保护的还不只是汉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诚恳的包容四夷各邦的大国风范。

　　我不赞成用玩的态度来做事

　　张大春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在家里写作、查资料，午饭后赶到台北News98电台，从下午1点到3点主持广播节目，完了回家买菜做饭。这样的生活节奏已经持续了整整17年。

　　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抓紧零敲碎打的时间写成的。

　　一本理论著作《小说稗类》，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小说家讲小说，尤其将天下小说用东西经纬捋成几条辫子，掰开揉碎，一一道来，“西语教养”着实不一般。

　　《聆听父亲》是一本传记式小说，他把六大爷留下的70页《家史漫谈》，慢慢铺陈开来，把家族故事推演得扑朔迷离，同时又显出很深的“中文教养”。

　　《大唐李白》更是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它读起来像是在客观叙述，又像是在说书，就是没有扑鼻而来的“小说气”。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有人说，它是融合了野史、传记、小说、诗论等体裁的“四不像”。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如是评价，“张大春是目前中文小说界中，最富有创作活力的作者之一。”

　　解放周末：为什么您的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刻意而为还是性格使然？

　　张大春：一个作品的题材或主旨，有时候会决定表现形式。你要表达的主题和所选择的形式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是互相之间比较吻合的，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选择。有些作品只能用爱情故事来包装，非得用爱情作为线索才能展开情节。总之，怎么说故事，多半取决于故事是什么。

　　解放周末：但是您似乎也不愿意重复？

　　张大春：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特的，就像你没办法让所有人穿统一的制服一样。

　　解放周末：您说过，“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您希望通过写小说最终带给读者什么？

　　张大春：我一般在开始写作时，会先设定好一些问题，也就是读者可能想知道的问题。比如，李白说的一句话，我会想，读者想知道李白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吗？我在电脑上写的每一个字，都在随时随地回答问题。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我会选择读者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来解答。

　　至于我的小说会带给读者一些什么，我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就像《大唐李白》，历史材料的蛛丝马迹、草蛇灰线带我们进入1300年前的世界，体会到数十代以前之人与今日之我何其相异，又何其相似？玩味之余，我相信对于每个当下的读者来说，追思过往，所收获的一定会远远超过“小说会带给我什么”的界定。

　　解放周末：莫言曾经说过，在台湾作家中，您“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好玩”是您在写作中的一种有意而为吗？

　　张大春：事实上，我不大喜欢“好玩”这个词。上世纪80年代，台湾处于一种极度甚至是过度繁荣的境况，当时在台北，几乎所有人都带着一种张狂的、戏谑的、昂扬的情绪，甚至还有一点轻慢。我那时才二三十岁，听到耳边我的朋友们最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好好玩，我们来玩这个吧”。其实他们指的不是娱乐，而是创作、写作或别的工作，他们一律都说成“好玩”。我当时听了反感极了！

　　因为“好玩”从本质上说，总是缺少一种专注或专业精神。而我认为，对于写作而言，创作者的严肃之心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必刻意以“好玩”来掩饰。我不赞成用玩的态度来做事，因为玩太容易被误会成轻佻和怠慢。所以，我的每一部小说，我的每一次说书，都不是玩出来的，而是精心准备而成的。

　　人的大脑失去思考能力，这才是更可怕的

　　张大春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他从未想过把中文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但兜兜转转，怎么也没转过命运的安排，最后选择了在“古典”二字上安身立命。

　　他好写旧体诗。几乎每天都写几首，还写诗论。他说，“旧体诗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虽然它并没有‘产值’。”

　　他还写书法。每年春节一到，办公室里几乎所有的门，都会贴上他亲手书写的春联。

　　因为写书和说书的需要，他读的大量书籍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他的《大唐李白》，就让很多读者觉得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补唐史课、诗论课、古汉语文学课。甚至有人说，看此书手头得备一部古汉语辞典。

　　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张大春独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他说，自己的日子正越来越接近“凉快舒服”的惬意状态。

　　解放周末：除了李白，对您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还有哪些？

　　张大春：我不能说他们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但是有三个人的作品，只要我眼睛看到就会停留下来，肯定不会错过。一个是庄子，一个是杜甫，一个是苏东坡。

　　庄子是我读研究生时曾经研究的课题对象。苏东坡对我来说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亲近感，他一辈子被贬官，但越被贬，文章就写得越好。我自己写诗，则严格按照格律来写，因为固守格律是我们这一代写诗的人不能回避的基本锻炼，哪怕到100岁，我还是会严格按照格律来写诗。这就是我推崇杜甫的理由，因为他是格律诗写得最好的诗人。

　　解放周末：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在年轻时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反叛，对西方文化非常推崇，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又会不自觉地回到传统中去。

　　张大春：是的，我也有这样的经历。1975年9月我考进大学，从1976年到1986年10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在我满30岁之前，我读了大量西方最新的语言学、文学方面的书籍。我因为是在一家天主教学校念小学，所以英语很好，毕业后又在大学里待了8年，去图书馆非常方便，所以那时疯狂地吸收各种西方流行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