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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迪雯 摄
近日,台湾知名作家张大春在上海授课《盛唐诗人的经济生活》。
他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导游角色,带领一众现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宫、酒肆和山水之间。李白和唐朝,似乎就在眼前。
为什么对唐朝情有独钟?千年前的盛世繁华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张大春一一道来。
“太白,我们聊聊天吧”,这种感觉很美妙
提到李白,我们自然会想到“诗仙”、“浪漫主义大诗人”这样的描述,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
但突然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李白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你们啊,根本不了解李白。”说这话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大唐李白》,他要来揭一揭李白的“底”——
李白是商人之子,在唐代,商人是贱民,因此李白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李白一点也不浪漫,“为达天听”,他把自己的诗当礼物送人,经营着自己的名望与影响力。李白的婚姻也是一场政治交易,但他并非“倒插门”,也不是外国人……
关于李白,你所知道的很多可能都是错的。
解放周末:您手头正在写《大唐李白》的第四部《卓越歌》,这样加上已出版的《少年游》《凤凰台》《将进酒》,总共达百万字之巨。请问在您的日常生活中,书写李白占据了多大比重?
张大春:我在电台还有一档说书节目,每天讲一个小时。今年春节前,我的说书内容都是《大唐李白》。目前我在讲《三国演义》,主要想换一下内容,因为对李白,我已经讲了整整3年。
为了保证《大唐李白》的故事每天都能往下讲,我一般上午查阅资料,写一段文字,大约2700字到3500字,这样说书的内容基本就有了保证。因为这是一部大长篇,不是一般的小说,所以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其中。
每天早上孩子们出门上学以后,我就在书桌前坐定,感觉自己对面还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李白。“太白,我们聊聊天吧。”这感觉很美妙,就像迎接一位每天都来的老朋友。
解放周末:有人说您写《大唐李白》是因为太太的一句话,也有人说您为这本书准备了30年。为什么对李白这么感兴趣?
张大春:写书的起念确实是因为我太太的一句话。有一天,太太突然问我:“你要不要写一本关于诗人和诗的书?”我脑子里突然就想到了李白。
李白对我来说始终不是一个符号,比如代表着浪漫、随性等等。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本读到的关于李白的书,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其中写了李白处于儒和道之间的矛盾。我当时就觉得不服气,对书中的很多观点提出了质疑。
从那以后,每次碰到有关李白的资料我都会翻阅,不是特地为了写作而去找资料,而纯粹是出于我的兴趣,我想解开李白身上的谜。
解放周末:您觉得自己解开了李白身上的哪些谜?在《大唐李白》的写作中,又是怎么做到“句句有来历”,同时又像您说的“句句是‘瞎编’”呢?
张大春:比如,我觉得李白的婚姻是受尽委屈的。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故相之女”,也就是一位已故宰相的女儿,他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他的妻子极可能是再嫁的,或者是位“老”小姐。因为据我的考证,他从来没有一首诗是写给他的第一任妻子的,有一两首可疑的诗,也都不是写自己怎么想念妻子,而是假借妻子的名义来写一个女人对丈夫的思念。根据这些,我推测李白的婚姻并不幸福。
再比如,你只要去读李白那些有关炼丹的诗,那些描写道教仪式的诗,就会让你联想起制作蒸馏酒的过程。李白爱喝酒,留存了很多喝酒的诗,其实可能和道教的炼丹有关。
解放周末:之前有人这样猜测过吗?
张大春:我没有看到过,这也需要想象力。对我来说,陌生地看世界,这是一种能力。如果你始终保持好奇心,那么你就永远都会有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解放周末:您如何评价李白的一生?
张大春:李白很努力地想融入大唐盛世,但始终融入不了,这里面有他自己的问题,也有那个时代的问题。
唐朝的宽容精神,值得我们今人学习
从2012年10月开始有了写 《大唐李白》 的念头至今,张大春一直神游在大唐的世界里。
除了还原李白,张大春也将李白所处的“盛唐时代”勾勒得越来越清晰。
近日,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张大春讲起了《盛唐诗人的经济生活》。他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导游角色,带领一众现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宫、酒肆和山水之间。
在张大春眼中,所谓的“大唐盛世”本身也有诸多可疑之处。比如整个社会极度重“名”,极度强调门第、阶级出身。比如,国富民穷,朝廷是很有钱,但人民的生活其实依然很艰苦。“但无论如何,盛唐对于今天仍有不少启悟。”他如是说。
解放周末:如果穿越到唐朝,您觉得自己会以什么谋生?
张大春:我的工作是说书和写作,每天都穿越在各个朝代,这倒让我反而无暇思考这个问题。
唐代是一个士大夫社会,假如我生在唐朝,可能我会有考进士或秀才的资格。考试及第后,过了3年再经过吏部的考试,看自己身体如何,语言表达如何,书法如何,通过这个考试才能当官。一般来说,开始的官职是地方官,从秘书类文职做起,然后再一步步到朝廷里当官。这个过程一点也不浪漫,非常无趣。我认为唐朝的士大夫阶层其实是比较可怜而卑微的,所以我绝不会穿越到唐朝去做官。
解放周末:您这一次来上海讲唐朝的经济生活,其中有哪些可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张大春:我在读史料时,觉得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趣。唐朝经济有段时间遭遇通货紧缩,东西卖不出去,老百姓不愿意拿钱出来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采取了一个措施,让老百姓把家里的“不售之物”,比如衣物、靴子,祖上留下来的官袍、朝服、官帽等拿出来,由政府出钱收购,这样通货一多,钱就会流通。那么政府收购来的这些旧衣物怎么办呢?发给各级官员穿。所以你想象一下,唐朝的官员其实穿得很狼狈,官服各式各样,而且也不合身,甚至有点像乞丐,这个场景多么滑稽!
解放周末:我们今天回望大唐,能从唐朝得到哪些比较有意义的启示?
张大春:首先,大唐和四夷各邦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这个关系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国际关系,它既是一种国际关系,也是一种国内关系。当时,唐朝皇帝被尊称为“天可汗”。大唐皇室从李世民往上数五代都是鲜卑人,每一代娶的也都是鲜卑人,他们不是纯正的汉人。所以,大唐就是一个融合各种种族而形成的国度。
大唐虽然从权力、文化优势、军事和国防力量上来说都很强大,但是这些并不是唐朝皇帝能够久居“天可汗”之位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唐和各个异族之间长期保持经济来往、贸易来往,而这个经济贸易的来往一定是互惠互利的。当时的朝贡也和我们今天想象的不一样,很多使节团都是借着朝贡的名义来到长安,其实他们都是商人,是来做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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