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 项

　　直到1976年，邓友梅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

　　有一次，邓友梅听广播，获悉陈毅逝世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陈毅是新四军军长。他从小就在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工作，与陈毅有感情，于是写下了很多回忆性的文字。

　　恰好茹志鹃到北京开会，专门看望邓友梅，看到这些文字，便鼓励他改成小说。

　　小说改了两遍，发表在茹志鹃担任副主编的《上海文学》上。这部名为《我们的军长》的短篇小说获得了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段时期，刘绍棠、丛维熙、王蒙等陆续回京，他们的激情创作和不俗成绩成为当时的文坛一景。

　　在《我的写作生活》中，邓友梅写道——

　　“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王蒙写意识流被注意，我就决不能跟着写。就算跟着写有点模样了，人家说‘邓友梅不错，写得有点像王蒙了’。我40多岁的人弄个像王蒙有什么劲？刘绍棠写运河，我也不能跟着写运河。我必须找一找哪些东西是他们没有而我有的……我发现自己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和他们比，这是我的特长。我就试着用北京市民的心态语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试着写了个《话说陶然亭》，发现反应甚佳。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

　　经过衡量比较，邓友梅琢磨出了自己的强项。

　　邓友梅小时候生活在京津地区，常听到汉族人说旗人爱面子没本事，好吃懒做。北京解放初期，他曾参加过安排旗人知识分子生活的工作，被打成“右派”后又长期和几位满族朋友共同劳动。

　　邓友梅渐渐发现，旧中国时汉族人对旗人看法带有偏见——

　　“其实旗人的平均文化素质相当高。他们不仅会吟诗写字，而且不少人在琴棋书画、音乐戏剧、服装美食等方面，学问很深。只因大清国皇上夺得天下之后给了他们一份特权：子承父职，生来有一份钱粮。”

　　发现自己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的特长后，邓友梅试着写了《话说陶然亭》，发表后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成为文坛“京味儿派”小说的代表作家。

　　评论家认为，老舍之后用京味儿语言写北京风土故事的作家首推邓友梅，他的语言特色是少用形容词、成语，多以鲜活的生活语言入文，叙述语言得北京话的方言精髓而又用于无形，清爽利落，明净单纯，带着北京人亲切的民间声口。

　　20世纪80年代，“京味儿文学”一度非常繁荣，然而近几年却有些萧条。对此，邓友梅的看法是，当时一大批老作家在“文革”中无法从事创作，他们有积累，有创作冲动，一旦条件宽松自然喷发出来。但在这些老作家之后，没有了继承者——

　　“我们这一代对老北京的氛围比较熟悉，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辈人了，比我们小10岁的，解放时年龄太小，记忆比较模糊，而更年轻的人，他们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改变了，人群也完全不一样，他们写的是新北京人的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京味儿。当然，北京在发展，成为‘全国的北京’了，并逐渐转为世界级城市，这也会造成其个性的丧失。”

　　邓友梅觉得，一个文学样式随时代发展而消失，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像鲁迅的杂文，后人再怎么写，恐怕也无法写出他那样的精神气质来了。而老北京的那种温情，那种踏实，也随之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