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孟繁华说——

　　“好小说应该是可遇不可求，这与批评和呼唤可能没有太多关系。我们不知道将在哪里与它遭逢相遇，一旦遭逢内心便有‘喜大普奔’的巨大冲动。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就是这样的小说，这出人间大戏带着人间烟火突如其来，亦如飓风席卷。”

　　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到《大树西迁》中的孟冰茜，从《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再到《装台》中的刁顺子，人们感到陈彦笔下的这些人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有评论家认为，这些主人公在陷入重大人生困境之中时的选择与坚守，少了一分“矫揉造作”，多了一分“生活使然”。这也最终使这些人物能够站住并且为读者和观众所认可。

　　“这就是我们身边真真切切的一个人，而人物的心路历程也会走得相对比较完整。”陈彦说。

　　写《西京故事》时，陈彦当时所在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门口，每天晚上都有十几个农民工在单位的屋檐下打地铺住着。为了对他们的生活有更深入地理解，他先后到西安的东、西八里村，访问过数十户人家。这个当地居民仅3000多口的城中村，竟然居住着10余万农民工和附近上学的大学生。

　　而走进西安木塔寨，这个原本1500余人的村子，却密集充塞着50000多农民工。陈彦在小说《西京故事》的后记中写道：“只有深入进去，触摸到了那一家一户、一摊一店地形复杂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个特殊群落的人性温度与生命冷暖。”

　　写《大树西迁》时，陈彦在西安交通大学深入生活4个多月，随后到上海交通大学住了35天，前后找了100多位教授、学校管理层和学生进行交谈。陈彦说：“创作之前的做功课比创作本身下的功夫要大。《西京故事》舞台剧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是我后来写了50多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我多少年跟踪农民工生活，舞台剧只能表现很小的一块，大量的生活素材，尤其是对城乡二元结构当中所出现的社会矛盾进行的思考无法运用，最后必须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看过陈彦戏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合辙押韵的唱词、扣人心弦的独白、婉转高亢的唱腔让人听得如痴如醉。从那些堪称经典的唱词中，我们读出了现代人的情困纠结，更读出了富有传统意味的隽永深沉——

　　“我喜欢写舞台剧，是因为我喜欢古典诗词，喜欢唐诗、宋词、元散曲。中华传统文化真的是奥妙无穷，有些作者将句子锤炼得那么精彩、那么情景交融、那么‘一石三鸟’，尤其是元曲，竟然那么生活、生动，那么有趣，雅能雅到不可‘狎玩焉’，俗能俗到像隔壁他大舅与他二舅聊天对话，真是一种太神太妙的艺术境界。”

　　陈彦说他的唱词写作，也与早年为数十部影视作品创作近百首主题歌词与插曲词有关，歌词提炼与戏曲唱词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需压榨，都需凝结，都需“以少胜多”。大量的歌词创作，还让他在戏剧、文学创作之外，收获过《陈彦词作选》的结集出版。

　　陈彦始终信奉这样的观点：“写历史剧，需要认真研究现实，而写现实题材、写当下社会，则需要更多地关注历史，只有对历史有比较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当下和未来，如果我们割裂了对历史的学习和认知，我们对当下的把握很可能是浮泛的、短视的。”

　　陈彦学习历史、学习传统，那是下了真功夫的。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院长10年，有晨跑的习惯，每天早上一个小时。别人都以为他在锻炼身体，其实，陈彦在晨跑中完成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背诵元典。

　　从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秋水》，到《大学》《中庸》，再到17000万多字的《论语》，还有35000万多字的《孟子》，陈彦都是在日复一日的晨跑中完成背诵的。

　　当年，陈彦创作电影剧本《司马迁》，他认真地将《史记》通读了四遍，而且阅读的是四种不同的评注版本。每读一遍，他描红批注都是密密麻麻——

　　“通读完了之后还是找不到人物形象，后来我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背了下来，随后在构思剧本的时候，躺在床上一边背着《报任安书》，一边在头脑中复活司马迁的人物形象，他的为人、做派、性格、性情、说话的语言表达方式逐渐清晰。”

　　剧本创作如此，对于书法学习，陈彦也表现出同样的执着。二十年前，陈彦有了学习书法的念头，别人告诉他要多多临帖，陈彦就先用三年时间将《圣教序》临了100遍。

　　陈彦说，如果自己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那就是“比较能下笨功夫，认真做好每一件该做的事，无论创作还是工作，都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