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拨亮一种价值”

　　读完小说《装台》，人们或许会发现，装台人也有他们的“生活逻辑”，有他们的价值坚守、责任和担当。在陈彦眼中，刁顺子们持守正道，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这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的“恒常价值”，时代的变化并不应让这些基本的价值失色或者暗淡，陈彦自觉地在艺术作品中不断拨亮，让其光华不减。

　　陈彦笔下的人物起点并不高，但作品中对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挖掘却十分充分。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和《装台》中的刁顺子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读出了困境之中他们的成长与突围。

　　陈彦的作品总是着力展现这些身处生活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让人们在对其满怀爱与悲悯的同时，生发由衷的敬意。

　　讲述20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现代戏《大树西迁》，没有写迁校上层的方案之争与宏大场面，而是将焦点对准一个最普通的青年女教师孟冰茜，用她五十年的生命史，从反对西迁，到完全融入西部生活，并深沉地爱着西部，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她苦难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的心路历程。

　　在陈彦看来，小人物，普通人，永远是他书写的主体。他认为，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值得更多人关注与书写。一个大城市，少则几十万，多则成百万，甚至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往往出现在这个城市最破烂、最肮脏的地方，清扫马路、建设高楼、疏通管道，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一旦哪里建设得花坛簇拥，一道围墙便把他们永远挡在了墙外。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在城市的边缘谋生，支撑着他们在苦难中前行？是什么样的生命信念让他们坚持着这种谋生方式，守望着他们的生存与道德底线，且长期与城市相安无事，一切的一切，都值得城里人很好地去回眸、关注、探究，并深刻反思。

　　陈彦在用一部部戏剧作品、也在用一部部小说作品回答着这些问题。

　　在评论家吴义勤眼中，陈彦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没有理念化地将农民工作为简单歌颂的对象，也没有将城市简单塑造为欲望都市，而是站在中立的基点，在人性的视野内，审视两者的关系，以此凸显民族精神在压抑中的延展”。

　　“《西京故事》延续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开创的思想传统，直面现实，本着‘为普通人立传’的主旨，紧紧扣住‘尊严’两个字，努力挖掘并呈现时代之痛与当代人的心灵之痛，全面展现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立体而多维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人性救赎史。”吴义勤说。

　　陈彦除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文论、评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创作要持守恒常价值”——

　　“我不喜欢在作品中过多地演绎新观念，而始终在寻找人类生活中的那些恒常价值。人类生活是相通的，都要向善、向好、向美、向前。那些经过历史检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对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调节起着永恒作用的长效价值，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进行重新阐释，重新拨亮的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对一些价值观进行重新省察、甄别，有许多值得重新拨亮，拨亮之后，这些传统价值就是时代的，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比如厚德、比如诚信、比如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等等。”

　　陈彦说：“联系到城市中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我觉得他们始终坚守着一种东西，那是中华民族甚至人类最为朴素的恒常价值，这些价值让他们的劳作，让他们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充满了坚韧性、道德感和尊严感。”

　　无论陈彦的戏剧“西京三部曲”，还是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都让人们看到普通人也能活出生命的尊严。普通人正大光明地用自己的汗水和勤劳去坦坦荡荡地获取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样一种人生也是有尊严、有价值的人生，也是我们社会应该大力提倡、关注的人生。

　　陈彦始终相信，艺术家不仅要有悲悯情怀，还需要认同甚至提升普通人的生命尊严。“我们需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进入式地去审视他们的生活，不能漠视甚至指斥他们的生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