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继发表多篇文章后，张焕财发现自己“心中烧得坐不住”了。他拿着稿件去电视台、报社应聘过，也在西安小寨的人才市场交过50元存档费，“写清楚想当个文化人”，但每次都失望而归。跨过35周岁的“招人门槛”，他做文化人的梦想才终于死掉。

　　即便丢掉了写作梦，张焕财依旧喜欢买书。有时妻子让他去进货，他却转到了旧书摊，最后空着口袋抱着一摞书回来。他家乡的房子里，如今依然塞满了三大柜书刊。

　　女儿张琪对于父亲写作和拍纪录片的爱好，表示并不感兴趣。虽然书柜里一摞摞的旧书，让她小时候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初中时还得过全国作文三等奖。但高考之后，张琪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兼职促销上，性格外向的她更愿意和别人交流。况且，“我觉得他在这些地方并没有什么成就，感觉这条道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听到这番话，张焕财感觉遗憾不已：“我女儿现在走向平庸了，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新梦想上——打造独一无二的村民影像。

　　村民影像让他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因为参加交流和放映，张焕财在深圳与大学生谈论过拍摄心得，也和瑞士导游一起吐槽过当地的高生活成本。在举行“村民影像计划”培训的北京草场地村，村民作者可以和艺术家在一起彻夜聊天。即便东方鱼肚发白，也有人能通过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让大家睡意全无。

　　但最近张焕财越来越感觉到，以往的兴奋更像是电光火石，深深的失败感已经把那些荣誉抵消了。“现在我回家就有自卑感。村子里像我儿子这么大的，没有媳妇的是少数。我的房子上世纪90年代还可以，现在就破了。”他说。

　　这个曾经扛着铁棍满村追混混的汉子，可能真的老了。几年前，张焕财还能像小伙子一样扛着石膏板爬楼梯，可他现在已经很少干重体力活了。不断攀升的岁数搞差了他的听力，还为他镶上了半口假牙。

　　今年4月，张焕财又跟妻子请了20天的假，想要去剪片子。妻子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辞去在超市的工作，替他照看起劳保店的生意，“5个月总共少赚1万元”。

　　以往张焕财的纪录片总是精益求精，光拍摄的素材就有100多个小时，然后再剪辑上1个月。但这次仅仅在20天内，张焕财就粗剪了3部片子，题材也从乡村的四季变迁换成追求冲突的焦点事件。“他似乎更加急不可耐，自己的风格可能就此丧失掉了。”吴文光说。

　　“因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下一次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去剪片子了。”张焕财说，“吴文光老师总是保护我们，说我们的好话。但是我也产生怀疑，我的片子到底有没有价值？”

　　从写作到摄影，张焕财持续做了近30年梦。如今他不得不承认，“文化是个没用的东西，它不能改变命运，只会把农民变成村里最落后的人。”张焕财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我始终认为农民有追求艺术梦想的权利，这应该是平等的，不是有些人可以决定的。”

　　12年前，正是抱着这样的念头，张焕财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张焕财记得，在草场地的最后一晚，他爬上了屋顶，用镜头慢慢扫过房子、铁轨与晾晒的衣服，火车的汽笛声从不远处飘来。第二天，村民作者就要挂着“价值10头大肥猪”的摄像机回家拍片子了。那个时候，张焕财感觉自己从未离梦想这么近过。（史额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