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梦也扎在张焕财心里。他希望拍出个“轰动世界”的片子，不再打工，安逸地生活。2005年夏天，他第一次花3000多元买了个掌中宝摄像机。为了拍到黄灿灿的麦子，张焕财刚从数码商店学会开关机和拉伸镜头，就一头扎进了秦岭。

　　由于不懂摄影技巧，拍出的15分钟短片晃得厉害。数码商店的人好奇，这样的片子为什么还要刻成光盘，张焕财的回答是“想得奖”。谁知道人家直接说起了风凉话：“你要是能得奖，拉登早就抓住了。”

　　可直到现在，张焕财依然激情不减当年。为了方便照顾生意，他一般把来访者约在铺子里。顾客在挑选雨鞋时，就会奇怪地发现一个土里土气的男人坐在板凳上，大谈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和什么是好的空镜头。

　　张焕财选择拍摄农民，是因为参与了中国民政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联合发起的名为“村民影像计划”的培训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报名者只需证明自己是农民，写明为什么希望加入即可。洋洋洒洒写下自己庞大的拍摄计划后，张焕财入选了。

　　3天速成学习后，张焕财知道了拍摄距离不能小于1米、摄像机顶住身体可以稳定画质等基本常识，“原来以前自己都是瞎拍。”

　　之后的纪录片中，张焕财呈现的镜头让城里人大吃一惊。

　　他曾把镜头拉近，用整个画面呈现厚厚的双手和一穗穗的麦子，试图表现农民劳动的艰辛，他也曾记录下农村的美好。“我不是把劳苦冲淡了，是用现实的美美化它，就像浓雾一样，让外人看起来，农村的生活也不苦。”

　　在他的记录片里，有一位农民从远处走来，肩上的玉米压着身子逐渐向一侧倾斜，好像他要用上整个身体才能承载住这份沉重。还有老两口走在前面，老太太随手摘下一朵野花，回头问张焕财：“你知道这个花的名字吗？”

　　在张焕财看来，村民影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与知识分子拍的、有距离感的片子不同，村民影像不是用标准尺子量出来的，它们更像田野中生长的庄稼和蔬菜，而摄像机就是村民手中的农具。

　　在《我的村子2006》结尾处，张焕财甚至剪辑出12分钟的长镜头。一片漆黑之中，妻子埋怨张焕财拍片子不赚钱，她固执地重复“跳出这门”“朝北走”，然后“就解脱了”。这段场景被许多业内人士称赞为“充满诗意”。

　　但拍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麻烦。拍《西万公司》的时候，在“人市”端着家用摄像机过于招摇，张焕财只好花300元买了个手机尺寸的小摄像机，觅活和休息的时候，就把它顶在胸前拍摄。由于大部分情况都是凭感觉行事，最后拍出的镜头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只有声音不见嘴。

　　“人市”拍摄的另一个困难是，民工们很少说话，他们把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为了拍到民工间的对话，张焕财甚至在“人市”旁开了间饭馆，将打开的摄像机放置在角落里。但他做的面，只有想吃饱不管味道的人才能下咽。结果赔了一大笔钱，还是没得到理想的素材。

　　几番尝试下来，张焕财的梦想变成了妻子口中的“白日梦”。“一天胡折腾呢！折腾也没有成绩。”张焕财也知道，农民种地叫正事儿，他把拍纪录片当正事儿，就把这两件事混淆了。

　　偏偏张焕财的梦还不只纪录片这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张焕财的写作热情高涨，最多的一年他大约投了80次稿，信封都是成摞地买。

　　为了搜集写作素材，张焕财去新疆摘过棉花，也曾在一天内把50多袋60斤重的沙袋从1楼背到4楼。因为在文章中真实记录了本村闹社火时的冲突，有人以挑拨村民关系为由，还匿名约他在村中心进行决斗。有评论者认为，正是这种以反映原汁原味生活为目标的写作风格，让人嗅到了一种源于现实生活的“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