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八旬伉俪学者倾囊修史传佳话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二老26年磨一剑打造治学“天书” 

周伟民(左)和唐玲玲从家属区走向图书馆。新华社记者郭程摄 

　　新华社海口电(记者 赵叶苹)每天傍晚时分,海南大学校园里就会出现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携着从家属区走向图书馆,20多年寒暑不易,节日不休。

　　他们是海南大学年过八旬的退休教授周伟民和唐玲玲夫妇,《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的作者,这本打磨了26年的著述,成为南海维权强有力的史料佐证,即将出版的六卷本《海南通史》,更是耗费他们后半生的精雕著作。　

　　二老治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半百之年到年过八旬,他们花光养老金,走遍海南岛,只为年轻时的梦想——修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海南岛史。

　　26年磨一剑:《南海天书》捍主权

　　周伟民和唐玲玲教授,一位84岁,一位82岁,是《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的共同作者。在这本著作出版前,担心“更路簿”文化行将消失的人们没想到,有一对伉俪学者,自26年前就开始了深入研究。

　　“那是1989年,民政部牵头编纂全国地名大辞典,海南卷的任务找到了我们。”周伟民说,陆地的地名很好办,茫茫南海287个岛礁洲滩成了最困难的一部分。

　　他们将目光聚焦到了沿海渔民,以及渔民手中的“更路簿”上,但“更路簿”是用海南方言记录,晦涩难懂,为了解开其中的秘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去问老渔民,逐字逐句翻译、记录。

　　“调查发现,是渔民最早发现了南海岛礁,在‘更路簿’里,渔民用日常生活用品给南海136个岛礁命了名,而且这本小册子已经出现了600多年。”周伟民说。

　　然而近年来,南海问题复杂化。“作为有50多年党龄的党员,我们意识到,有必要为南海维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周伟民说。

　　从此,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拖着年迈的身体,自费租车、请翻译,再赴琼海、文昌,挨家挨户拍门访问老渔民。“年轻的渔民出海都用卫星导航,能看得懂‘更路簿’的老渔民越来越少。”唐玲玲说,有些老渔民家,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去,一点一点揭开了“天书”的秘密。在过去搜集的12本“更路簿”的基础上,他们又新收集了12种。

　　2015年8月,经过两年时间潜心写作,26年调查、打磨、研究的著作《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成功出版。这本著作在南海维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出版,以无以辩驳的事实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而且中国政府长期对这片海域进行了有效管理。

　　“我们很感欣慰,今年7月13日国务院发表的中菲南海争议白皮书中,‘更路簿’就被作为证明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主要依据之一,里面的不少表述使用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周伟民说。

　　逐梦宝岛:志为海南修史书

　　“为海南写‘通史’,是我们年轻时的梦想,也是半百之年逐梦海南的起点。”两位老教授说,这还将是他们毕生奋斗的终点。　

　　他俩是广东同乡、同班同学,1953年一同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时文史哲不分家,周伟民听了很多史学课,包括史学大家陈寅恪的课,对史学和海南岛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当时只有日本人小叶田淳为侵略海南而写的《海南岛史》,铭记着历史的耻辱。

　　“我们应该自己写一本海南通史。”周伟民在心中暗下决心。　

　　1988年5月,55岁的周伟民偕同53岁的妻子唐玲玲,怀揣为海南修史的梦想,登上了建省不到一个月的海南。　

　　“初来乍到,有很多不适应,带来的书很多不合用,研究资料十分匮乏。”唐玲玲说,“资料少有不便之处,也有好处,我们田野调查来的资料就会比较生动、有新意。”他们以海南原住民黎族为研究起点,展开大规模田野调查工作。

　　从1995年两人同时退休起,无法再申请课题的他们拿出养老金,自费租车、请向导、请翻译,走遍海南岛的沟沟坎坎,去得最远的一处黎族村庄,两个六旬老人徒步走了两天,涉水40多次。

　　他们不仅在岛内找资料,还自费去国外找。为研究海南南洋文化,他们跑遍了东南亚；为研究宋氏家族,他们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宋子文档案,待了一个多月,翻阅了62箱资料……

　　《凡俗与神圣——海南黎峒习俗考略》《宋耀如年谱》《海南家谱研究和海外移民实录》……退休20多年,他们的著述虽不算多却本本分量很重,有些著作掖在手里反复修改不出手。

　　对此,他们这样说:“我们从事的是遗憾的事业,多做田野调查、多查文献佐证、多做一些修改,就能少一些遗憾。”

　　“爱人”亦“敌人”:伉俪学者获网友盛赞

　　记者日前见到两位教授时,他们正分头伏案查阅资料,为《海南通史》定稿做最后的核校。“要抓紧完成手头的工作。”唐玲玲说,自从她年初摔了一跤后,前后进了三次医院,身体日渐虚弱,时间变得紧迫。

　　二老志同道合、相扶白首,所有的著作都共同署名,每一本藏书都写着“周唐藏书”,一起下乡调查,一同伏案研读,互相修改文章,但他们并不互称“爱人”,反而视彼此为“敌人”。

　　原来,“从1953年开始写作起,我们俩确定了一个原则,对执笔者文章里的错误,要当成敌人来消灭。”周伟民说。

　　“有时候唐老师的文章她舍不得改,就会吵,吵了以后她就哭,哭了以后就不吃饭。不过哭过以后该改还是要改,还是要当敌人消灭。”周伟民笑着说。听到老伴儿这么说,唐玲玲也笑了:“周老师对我要求比较高,比较严格。”

　　比起研究的繁复,他们的生活,简单得似一碗清水。

　　“每天,家和工作室两点一线,年纪大了,鱼肉不能多吃,以蔬菜水果为主。”唐玲玲说,他们没有存款,全部的财富就是一屋子藏书,全部的乐趣都来自学术研究。

　　“我们约好了,就别休息了,工作到不能做了,安置好这些书,该死就死了,也没有遗憾。”两人的想法出奇一致——退休不是奋斗的终点,死亡也毫不可怕。

　　“他们甘于寂寞,潜心研究,是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们的事迹在网上传开后,引来大批网友点赞。

　　得知二老打磨28年的《海南通史》即将出版,一位网友说,“我是海南人,但对海南岛内的很多东西不甚清楚,真的感谢这两位老人的付出,以后我们有更多关于海南省的参考文献检索了。”

　　不求奢侈的生活,不求功成名就。二老的工作助手陈虹说,二老相携,皓首穷经,是他们一辈子的事业,也是一辈子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