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出来的“意外收获”

　　“虽然对雷公墨的化学成分分析已经相当充分，看起来没有可探讨的空间，但它在地质上的价值还远远没挖掘殆尽。”研究玻璃陨石，对地貌发育、第四纪地质、新构造、海陆变迁都有重要意义。1981年，陈华堂将玻璃陨石在琼雷地区地貌第四纪研究中的意义极力发掘出来，“因为第四纪以来，琼雷地区处于热带、亚热带的气候环境，地层难以保存较好的动植物化石，这对研究琼雷地区第四纪地层的划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玻璃陨石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利用玻璃陨石的稳定性，测定它的形成年代，就有助于确定琼雷地区第四纪的一些地层和地貌年代。”

　　研究陨石久了，陈华堂开始“瞎操心”起来， 他甚至不惜得罪人也要把一个陨石问题争论清楚。“都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怕什么”，说到这件事， 陈华堂坦率地笑道。他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粤北地区发现的一个陨石坑，这一消息当时很轰动。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说，经济价值很诱人。

　　陈华堂偏偏要去说个明白。“经过实地考察和地质分析，我觉得是河谷而不是陨石坑”，1992年，陈华堂将自己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得到了不少地学界学者的认同。

　　陈华堂说，而此地也没有再把“陨石坑”作为旅游开发的卖点大肆推广。

　　反驳权威的石头分类

　　陈华堂的直言不止于此，2001年，关于1976年发现的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陈华堂提出，当年遗址发现时，他曾到现场参观考察，根据他对地貌条件的研究，这一遗址是不可能成立的。

　　当时媒体对这一争论进行了全程报道，在学界掀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除了造船专家和建筑专家的专业分析，陈华堂从地貌学的角度给予了有力的论断。

　　到了86岁高龄，陈华堂最近却一直念叨起要写一篇文章。文章对准了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章鸿钊的《石雅》。陈华堂指出，章鸿钊当年著书时，把雷公墨称为“雷斧”，并没有将它归类于陨石，而是当做人类使用的斧器工具。而到目前为止，学界没有一篇著述指出这一问题。即便是后来出版的各种针对《石雅》解析读本，都没涉及分类的问题。

　　命运多舛的陨石

　　与陈华堂的热情相比，现如今地质学界的氛围可谓冷清。“经费不足，研究者乏”，陈华堂的理解就是如此。

　　“我国在天体化学、天体物理学和天体生物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但搜寻到的陨石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不过我们靠的不是科学研究者，而是大量的陨石爱好者。”与学界的冷遇相比，社会对陨石的关注却越来越热。

　　陈华堂家中有不少陨石收藏，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在各类陨石市场上买来的。“前些年，普通雷公墨在市场上的售价差不多百元一斤。现在能在自然界找到的陨石越来越少了。”陈华堂笑着说，“当然，因为我熟悉这些陨石的分布，真要找我还是能找到许多。”

　　让陈华堂遗憾的是，当年搜集的雷公墨陨石样本，现已无一可寻。一开始，陈华堂把这些陨石都放在研究所的实验室保存，但两次都被清走了，“一次是在特殊时期，无力挽回，还有一次是研究所闹白蚁，要将这些全部舍弃。”

　　后来陈华堂给陨石找了一个好去处，把它们埋在了研究所的一颗芒果树下。直到去年，他搬了新家，才将这一批石头挖出来，来回打车四趟运到家中。　　

       手记

　　地质学研究的无名英雄

　　陨石的价值被发掘出来了，这些研究陨石的人也已经老了。相比起现在的陨石热潮，他们的故事显得遥远又平实。

　　然而，当陈华堂谈到当年地质研究的情形，眼神里迸出来的喜悦和激动就像发生在昨天。20世纪50年代，陈华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东师范学院任教。在一次科考调查中，发现了深藏在广西灵山县城郊的石灰岩溶洞里的古人类化石。

　　他和另外一名老师在洞穴中找到了比较完整的脑壳骨、一枚牙齿和几块破碎的骨头。那天下午，他们忘记了太阳已经落山，山上一片漆黑。两人抱着化石出来就像发掘了一个巨大的宝藏，沉浸在一片欢喜之中，完全忘记了夜黑下山的恐惧和危险。经过一番折腾回到驻地时，都已经是深夜。

　　他们将化石交给了广东省博物馆，博物馆随即根据这一线索派专人前往调查，最后在二十七个山洞里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人类活动的遗迹。这一发现是韶关马坝狮子山“马坝人”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发现。从当年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在那时也是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只是没有一篇报道中出现这两位发现者的名字，即便是当了无名英雄，陈华堂依然喜滋滋地收藏着当年的剪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和这一辈科研工作者一样，没有谁要去贪恋那些过往的功劳，在陈华堂看来，这些只是对自己过往科研生涯还算勤勉的一个证明。他从广东农民家庭出生，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靠着国家的政策和资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培养了一对优秀的儿女。他时刻不忘提及感谢国家和政府的培养和教育。

　　在一篇他个人的自述中描述道：这就是他理解的生活的意义。（杜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