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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传承,留得清气满乾坤
81年前的王定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成就她一生的幸福。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一位留八字胡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对她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两件衣服合起来,中间装上羊毛,我要穿它过雪山。”
王定国爽快答应。第二天便将缝好的衣服送了回去。老同志看着衣服连连赞叹,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多准备些辣椒,“爬雪山可嚼辣椒御寒”。
当时的王定国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被同志们尊称为“苏区五老”之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
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敌人监狱中逃出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不期而遇。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经历,打破了年龄的隔阂。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待群众,谢老却充满热情。他曾经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来法院打官司的,只要点我的名,我就应该见,因为他信任我才会点我,不见不合适。”
谢老对家人的严苛、对群众的热情,深深影响着王定国。采访中,王定国家先后来了三拨十多人。“这还算少的,多的时候一天来几十人。”在王定国身边工作多年的杨琼仙说,“家里谁都可以来,老太太也常说,人家来找是信任,不见不合适!”
为更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王定国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挨个屋子问情况,高效又不会遗漏。
王定国的“热心肠”对大儿子谢飘来说,曾经有些难以理解: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母亲。”谢飘说,“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谢家子女中虽没有当大官做大买卖的,但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长女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二儿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拍摄了《香魂女》《本命年》《我们的田野》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他几个孩子也都是普通而优秀的工作人员。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谢飞说。
不忘初心,一片丹心向阳开
每个月,王定国小儿子谢亚旭总会乘地铁来到国管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谢亚旭说,除了战争特殊时期外,母亲从未中断过交党费。90岁之前都是母亲自己去交,后来确因行动不便,才申请由他代交。
“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王定国对谢亚旭说,“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更要坚持好,因为这是对党信仰的体现。”
上世纪80年代,不少长城周边的居民拆长城砖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是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
本可在家安享离休生活的王定国,自费找砖窑烧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之后,她推动成立中国长城学会,组织群众性长城越野赛,拍摄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
上世纪90年代,看到很多地方荒漠化、沙漠化十分严重,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四处奔走,连续组织召开两届沙棘防沙固沙国际研讨会,积极推广沙棘防沙固沙技术,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
88岁推动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91岁重走长征路、94岁考察黄河生态、99岁还在植树造林……如今,虽然行动有所不便,但只要是有关长征的纪念活动发出邀请,王定国必定参加。“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只要是宣传红军,宣传长征,我必须去!”
几十年来,王定国最喜欢穿灰军装,最喜欢戴八角帽,最喜欢写“长征万岁”,最喜欢画家乡红梅。
王定国画梅,枝干是撒上墨吹出来的,花瓣才是画上去的。一吹一画,别有风韵。看她作画,笔尖过处,朵朵红梅栩栩如生,鲜红艳丽,如火似霞。细看这些红梅,虽大小形态各异,但都朝着一个方向,那是太阳的方向。
一片丹心向阳开。这就是王定国,用尽一生,忘情绽放!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李清华
琚振华 樊永强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