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圻，享誉国内外的心血管病内科专家。从医60多年，对我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专长于治疗心血管内科疾病，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心电图学的应用和推广，对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及手术治疗水平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并率先在国内开展血液动力学研究。

　　他多年来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多次赴友好国家执行医疗保健任务。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1995年被授予“白求恩奖章”。

　　他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作为一名爱国青年，参加抗日除奸团，曾参与刺杀汉奸周作人。

　　八道湾11号的枪声

　　1939年1月1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八道湾11号二进院西屋的客厅——苦雨斋内，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门帘一挑，役工徐田走了进来，恭恭敬敬地递上一封信，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即周作人）。周作人接过信一看，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的衔头。

　　表面上性情恬淡的周作人，向来对来客都不拒绝。于是，他马上请徐田让两位学生进来。本来周作人和沈启无对桌而坐，因为两个学生要进来，沈启无便起身坐到周作人旁边的沙发上。

　　门帘又一挑，两名学生进了苦雨斋。一名学生身穿青色大衣，戴黑毛皮帽，足穿黑皮鞋；另一名学生身穿古铜色大衣，戴着一顶灰色毡帽。两名学生走到桌子前，身穿青色大衣的学生对身穿古铜色大衣的学生说：“这就是周先生。”话音刚落，只见身穿古铜色大衣的学生迅速从大衣兜里掏出一把小巧的手枪，刹那迟疑后，抬手就是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无巧不成书，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子弹也改变了轨迹，只是擦伤了周作人的肚皮，但他还是应声跌倒了。

　　沈启无闻听枪声，条件反射般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说：“我是客人。”开枪的学生以为他要反抗，又是一枪，射中胸部，沈启无应声倒地。得手后，两名学生赶忙向外跑。周作人乘机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也艰难爬起进到室内。

　　躲在门外的役工徐田，以前在侦缉队混过差使，懂得一点格斗，跟在开枪学生的后面，拦腰抱住，双方扭打起来。因为是阳历新年，大街门房里恰好有几个人力车车夫在这儿取暖闲谈。听见枪响，又看到徐田和学生扭打起来，便涌进院子帮忙，几个人扭成了一团。

　　他们没想到学生有后援，那人开枪相助，车夫方秉贵胸部中一枪负伤，车夫张启明腹部连中两枪当场毙命。于是，三名学生从容向西，从八道湾胡同西口撤退。

　　被击伤的周作人、沈启无和方秉贵，被周家人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救治。周作人、方秉贵伤势较轻，敷了点药就回去了。沈启无因子弹穿过肺部留在后背，伤势较重，住院治疗。

　　11时左右，徐田到北平内四区17段报案。伪警察接到报案后，一面赶赴现场，一面电传各区，对城门、火车站、汽车站及西北城区加强检查，缉捕“凶手”。

　　当天下午，日本宪兵把周作人叫到宪兵队一间地下室，足足询问了两个钟头。从第二天起，伪警区署就派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杀周作人案件，但日本宪兵队始终没有侦破这个案子。

　　到底是谁刺杀了周作人呢？根据当事者的回忆，情况大致如下：

　　1938年冬，传出周作人将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职的消息，天津抗日除奸团认为周作人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出任伪职当汉奸影响太坏，决定派人对周作人执行死刑，也就是刺杀他。

　　执行该任务的成员之一，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方圻。

　　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天津已然是危机四伏，日本人处心积虑地搞“华北自治”，想吞并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纷纷组织救亡团体，“天津青年学生救亡联合会”（简称“学联”）就是其中的一支救亡团体。平津沦陷后，1937年冬，“学联”决定组建“抗日除奸团”（简称“抗团”），成员多是天津耀华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的学生。

　　1938年8月，和方圻住一条胡同的一名中学生，把“抗团”骨干孙大成介绍给他。一听“抗团”是锄奸抗日的组织，正愁报国无门的方圻爽快地答应了邀请，成了“抗团”的一名成员。

　　不久，方圻从新学中学考入了燕京大学医学院，等着9月1日开学。暑假中，孙大成、李如鹏和方圻等人在天津英租界内小体育场“民园”秘密开会，宣布组成抗日除奸团燕京小组，组长是宋显勇。考取了燕京大学的范旭、黎大展、方佩萱（女）也是该小组成员。

　　1938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宋显勇找到方圻，通知他准备除掉文化汉奸周作人。

　　第二天下午，宋显勇和方圻从燕京大学进城，来到西单路西一个名叫“亚北”的西餐馆，在二楼临街的一个雅座内，见到了早先等候在那里的李如鹏。一会儿，另一名“抗团”成员袁汉俊提着一只装了手枪和子弹的小皮箱进来了。低声耳语一番，他们离开餐馆，找到一辆出租车，由西单北行奔向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

　　车刚过西四牌楼，就遇到了日伪军警检查。退回去是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车停下来后，一个伪警察过来检查。李如鹏、宋显勇紧张地把手放在大衣口袋里，握着手枪。伪警察可能没有看出破绽也可能是怕吃亏，就把车放行了。车一到报子胡同（今西四北三条），他们怕警察追上来，就赶忙下车，钻进了胡同。

　　第一次刺杀行动就这样夭折了。

　　约一周后，也就是上文提到的1939年元旦，他们策划了第二次刺杀周作人的行动，由范旭、李如鹏、赵尔仁完成。穿青色大衣的是范旭，穿古铜色大衣开枪的是李如鹏，负责接应的是赵尔仁，方圻留在燕京大学负责善后。

　　1939年8月暑假后，由于学业的关系，方圻不再参加“抗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