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师父也非常敬业。

　　王津：是这样的。我记得1982年冬天，师父带我到广州博物馆，修复故宫送给他们的钟表。广州冬天没有暖气，我们住在展厅，在被窝里冷得不敢伸脚，即使租了两床厚被子，睡到早晨被窝里的潮湿还是让人觉得难受。洗澡也没有热水，只能拿半桶冷水往身上浇。这一呆就是三个月，因为担心当时的火车运输会对已经有毛病的钟表造成二次损坏，所以放弃了将钟表带回北京修好后再运回的想法，一直在广州干到修复完工。看到师父这么敬业，自己没理由不好好干。他对钟表的热爱没办法用语言形容，宁可受罪，也要坚持，无论技艺还是态度，师父一直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记者：您如何看待“工匠精神”？

　　王津：我也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我觉得所谓匠心，就是对自己喜爱的工作会特别较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会去追求所谓的精益求精，不受外界干扰，不去追名逐利。这一件文物，一生可能只会遇见一次，如果不尽全力修复，对不起文物，也对不起自己。当然有时也有个人喜欢的成分。真正喜欢一件事，根本不用领导安排监督，自己总想着每天要干点儿什么，停不下来。

　　修复一座钟表最长要一年

　　记者：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展示了一座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修复这座钟的难度有多大？

　　王津：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是为了拍纪录片特意从库里挑出来。大部分是我独立修复，有部分合作，前后耗时将近八个月，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工作，比方说临时办展览，也要接手一些修复工作。这个钟的修复难度算比较大的，原来破损情况很严重。我们把它的机芯打开后，看到里面的机芯曾经拆过、修过，但没修好，零件扔在机芯里面，也有些缺失和损坏，塔盆上的齿轮一个齿都没有了，废渣还在钟表里。这些钟表的表演功能大于走时功能，这是故宫钟表的独特之处，表演部分不同，就意味着每座钟的机械结构也不同。故宫的钟之所以不好修，主要是因为同款的钟很少，最多有一对儿是一样的。

　　记者：您修复钟表耗时最长的一次，用了多长时间？

　　王津：10年前我跟同事合作修复过一座钟表，就是老人变戏法的那个，前后修了得有一年，而且还是两个人。那座钟有七套机芯，动力源有七个，机芯结构比较复杂，各种机械杠杆全都串联在一起，能够表演变戏法，比如小鸟出来了，频繁地换小豆子，修起来比较难。

　　记者：平时修复哪座钟表是怎么确定的？

　　王津：现在日常的修复计划基本是我们自己定的，故宫有专门的文物库房，我们一次大概提出十件左右，修完了送到另一个库房保管，再去提下一批。修复哪些，哪些暂时不修，主要是以展览需求为主，要保证展品丰富，种类多一些。

　　记者：目前钟表修复组只有您和你的徒弟亓昊楠两个人吗？

　　王津：我们钟表室人最多时也就是四个人，这几年老师傅们都退休了，今年准备再招一两个，小亓可以当他们这一代的领头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