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后进故宫修复钟表

　　记者：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上爆红，您也成为文物修复界的“男神”，这几个月您的心态有变化吗？

　　王津：这个片子是我们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做的文物修复专题纪录片，拍摄进行了四个半月，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故宫修复师的生活。纪录片播出后，有一次坐公交车上班，被两个年轻人认出来，他们一直看着我笑。我去加拿大休假，坐飞机时空姐偷偷问我是不是王师傅。到了国外，也被中国留学生认了出来。其实吸引大家的是我手里的钟表，不是我本人。可能大家此前很少关注钟表修复，这部纪录片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到新鲜、神奇，开始关注文物修复，这是好事。假如不是拍了这部纪录片，或许我们做的事人们都不知道。

　　记者：当初您是怎么干上文物修复这一行的？

　　王津：1977年，我从北京市九十一中学初中毕业，正准备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在故宫图书馆工作的爷爷去世了，我接到通知可以去接班工作。开始我被安排在图书馆，后来院里觉得男孩子更适合在文物修复厂工作，我就去了修复厂。

　　上班第一天，老厂长带我到各个工作室转了一圈。转到钟表室马玉良师父这屋，就他一个人在。他问我，你喜欢什么呀？我说，不知道。他又问，你喜欢动的还是静的？我说，喜欢动态的，好玩儿，我三四年级时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觉得挺有意思。师父说，挺好。大概过了十来天，就通知我去钟表室上班了。

　　记者：您爷爷就在故宫工作，您小时候对故宫的印象是什么？

　　王津：我们家虽然不是修复世家，但确实和故宫有很深的缘分。我爷爷是故宫图书馆的馆长，爷爷的兄弟姐妹，好几个都在故宫工作。我家离故宫很近，走路也就十几分钟。小时候我常去故宫给爷爷送饭，但是他不让我们小孩儿进故宫玩儿。爷爷教育我，故宫里面都是文物，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属于公家，你不能拔一棵草、摘一朵花，不能对这里的任何东西心怀觊觎。这样的家训对我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即使面对价值连城的珍品，心中也是波澜不惊。印象中，五六岁之前自己好像就没进过故宫，第一次进故宫图书馆好像是在1974年。接班到故宫工作，虽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我从小就感觉在故宫工作是一件非常令人向往的事。

　　对喜爱的工作特别较真

　　记者：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是三百多年来故宫唯一没有出现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作为第三代传承人，能否谈谈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在故宫的传承？

　　王津：我的师爷徐文璘早年在清宫造办处“做钟处”工作，曾跟洋人切磋过手艺。他是新中国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培养了徐芳洲（徐文璘的儿子）、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四位弟子。上世纪60年代，徐文璘去世。我从没见过师爷。我的师父马玉良出生于1932年，上世纪50年代师从徐文璘.“文革”一来，师父和他的师兄弟们都散了。1967年故宫闭馆。1971年，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师父回到钟表室，成了这里硕果仅存的修复专家。他有哮喘病，身体不太好，2000年去世，享年68岁。

　　与师爷、师父所经历的动荡不同，秦世明、齐钢和我这三个第三代传人要幸运得多，我们始终平平稳稳在故宫做着老本行。上世纪80年代，故宫文物修复厂扩建为文保科技部，钟表室是其中一个科室。前几年，齐钢和秦世明先后退休。现在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已经传到第四代。2005年，秦世明和我收了徒弟亓昊楠。小亓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他来时我们刚修好“象驮水法钟”，大象的鼻子、眼睛全都能动，他看得入了迷。经过10年学艺，小亓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记者：您的性格非常温和，您师父马玉良先生是什么性格，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津：我那会儿拜师，已经没有奉茶、叩拜这套规矩了。学徒第一年基本不接触文物，一两年以后开始修小型钟。师父不太爱说话，但喜欢观察，心里有数，对我们要求非常严厉。他每天早晨7点半到单位，先看看我们昨天干活儿的进度，因为都在桌子上摆着。他一般不批评人，一旦批评人就会两三个毛病一起说出来。

　　干这行，除了必要的学历以外，还是需要些天赋。比如动手能力强、悟性高、眼神儿好、喜欢干难度大的事、不浮躁、有耐心。在我之前，师父曾经有一个徒弟，他人很聪明，报考了电视大学，白天半天时间常去听课，但学的专业和钟表修复没有关系。师父觉得人不能一心二用，学习让他分心，就让他去其他部门上班了。师父认为不适合的人就不会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