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缘天定的文化大家

　　能做自己爱做的事，而且不断做出成绩，陈廷佑无疑是幸运的。但在他看来，自己最大的幸运，首先因为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崇德尚文的风气。一般人认为的清水衙门，却是结识文化大家，修身养性的乐园。这些文化大家对他的影响，对他的人生道路意义重大到难以估量，令他毕生难忘。

　　“谁能想到，有天我竟然会成为诗词大家孔凡章先生的学生，从一点一滴学起，学习如何‘作’诗。”提到同孔先生的师生情分，陈廷佑激动莫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每周工作六天，每到周六下午，先生就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破旧皮包，赶到机关讲课，讲完再骑车回家。当时跟他学作诗的也只有十来个人，而且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专心致志，有的一曝十寒，还有个别人不过是跟着凑个热闹。但先生并不在意我们的水平，依然兴致很高一课一课讲下去，持续讲了大约一年时间。”

　　肖乾先生主政文史馆期间，我常因工作关系，有幸去他府上。每次见面，肖先生总是问我：“小陈，最近在写什么？”有时听到我在写些东西，他就热情鼓励，说你们还年轻，可写的东西很多，一定要多写。经常从他家里告别时，他总要让等一下，随手从家里找出几本书来送我。他的赠书，有自己写的，也有他们老两口翻译的，也有别人送他的。如今仍摆放在书柜里，是我经常翻阅的一个部分。这些遗言遗物，言犹在耳，物犹在目，前辈大家的鼓励使陈廷佑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我现在有了一点点的成绩，但离他们的期待和要求的还差得很远。他们对晚辈的提携让我终身难忘。他们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令人仰慕！”陈廷佑说。

　　“很多时候，启功先生写字时我就站在旁边，亲睹他那只胖墩墩的手，提按使转，竟十分灵巧，笔下立现优美的启书，此情此景真是个神奇的过程。启老很爱聊天，天南海北，谈古论今，时有妙语，幽默有加。启先生曾亲手为我书写了一幅作品，最后写上‘书奉廷佑同志正腕’，这是何等的谦虚和襟怀！启功先生故去后，我每每看到他的字就像看到先生在对我笑，我时刻能够感受到他给我的鼓励鞭策！”谈起与启功先生的忘年交，陈廷佑感慨万千，“我竟然如此幸运，得到比一般人多得多的阳光雨露，我很知足。有幸接触这么多文化名人，生活如此厚爱我，我必须做得更好一点。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受这些大师的影响。”

　　陈廷佑与书协主席沈鹏先生的交好则颇有戏剧性。2011年8月，陈廷佑到中国美术馆参观沈鹏的书法展，听到不少书法家在评论，说沈鹏的字不藏锋。陈廷佑看了以后，有不同看法，他觉得沈鹏的字不像某些书法家所评论的那样，而是时藏时露的，该藏的时候藏，该露的时候露，处理得恰到好处。他就把自己的观点写进了一首七律，并以短信的方式发给了对方。看到诗后，沈老引陈为知己，当即把自己刚付梓的精美书法集寄陈。二人开始神交，经常互通诗稿，沈先生还热情为陈西安个展题写展名，并曾应陈邀为某地文化机构题名。

　　一篇《先生本色是诗翁——记诗人王蒙》，展现了陈廷佑与王蒙的君子之交。2009年6月19日，在中央文史馆工作时，陈廷佑拜访馆员王蒙先生，不经意间谈起旧体诗，王蒙先生很高兴，以自己的诗集相赠，廷佑读后写出七律二首《先生本色是诗翁》，介绍了人们印象中“文化部长”、“著名作家、小说家”之外的“诗人王蒙”。从王蒙诗名掩于文名之下，作者感叹“诗人的悲哀”、“诗的悲哀”，而从王蒙经历磨难，“诗就像一个人的信仰，十分顽强”，作者又看到“诗人的幸运”和“诗的幸运”。王蒙先生读了廷佑的诗，说：“廷佑的诗鼓励了我，也感动了我”。

　　一个偶然的机会，线装书局的总编听闻陈廷佑会写诗词，便建议他整理出书。原创诗词集《西抹东涂集》出版后反响很好，紧接着又开始整理出他的随笔、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出版了第二本名为《诗文骈翼》的书，该书一首诗配一篇文章的独特编排形式，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肯定。作家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表示对书中的内容感到很亲切，因为他也是从农村出来，参军，在部队搞文字当宣传干事，后转业至国家机关，正是因为与陈廷佑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俩在日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