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 力促“张杨”

　　杜重远被监禁在漕河泾监狱，虽身陷囹圄，仍关心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为杜重远单独开辟一处特别牢房。杜重远被关押在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络绎不绝地到监狱探望。杜重远趁此把囚室当成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据点。他利用东北抗日救亡团体派人来探监的机会，与高崇民等共同分析研究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并联名致函张学良，劝其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为加强东北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杜重远把经常与自己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即孙达生）以及左派民主人士胡愈之、邹韬奋等介绍给高崇民。并于10月下旬，托高崇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西安，通过杜斌承，先访杨虎城，后访张学良，促进了张杨的联合。

　　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在此期间，他通过高崇民联络张学良，并利用张学良去南京开会结束后的时机秘密会见，讨论联共抗日问题。两人对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是年8月，杨虎城因牙病就医于虹桥疗养院，并经常和杜重远在一起商讨抗日救国问题。杨虎城和杜重远的这一段相处，进一步促进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和合作。9月8日，杜重远出狱后，不顾身患疾病，于10月初亲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杜重远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热心地在东北军中进行宣传、解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几赴新疆 惨遭杀害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0月，杜重远被指定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成员，并活动于上海、武汉及西北各地，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而高兴。

　　为了坚持持久抗战，时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的杜重远，于1937年9月底受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的委托，赴新疆商洽沟通西北交通问题。当时，新疆处在盛世才的统治之下，盛在取得新疆政权之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对内地去新疆的工作人士持欢迎态度。杜重远与盛世才系同乡同学关系，刚到新疆颇受款待。数日后，杜重远从新疆返回内地，把沿途见闻写成《盛世才与新疆》一书，对新疆的形势“作了扼要饶有趣味的论述”，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同时，由于他对盛世才的军阀本质认识不清，在书中作了一些言过其实的夸大宣传。于是，盛世才再次邀他去新疆工作。

　　从1937年至1938年，杜重远曾三次去新疆，并在第三次返回内地后，又撰写了一本《三度天山》。

　　1938年2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杜重远为监察院监察委员，他却于5月17日辞去了这一足以使他“高升”的职务。同年6月，杜重远被聘为国民参政员；7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会上，他发表了对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参政会的各党派团体应站在整个国民民族的立场上，摒除私见，各尽所长，加强抗战的力量，“必须把绝大多数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到对外抗争上去。”

　　1939年1月2日，杜重远应盛世才的再次邀请，抱着“为祖国奠立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去新疆工作。他特意从内地带了三卡车书，其中有不少张仲实、艾思奇、沈志远等人的译著，还有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他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杜重远到新疆后，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抗战业绩，还请了一些文化名人如沈志远、赵丹、石家姐妹（石良、石华）等到新疆讲演或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同年冬，杜重远在乌鲁木齐就任新疆学院院长，悉心致力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他动员内地著名学者茅盾等人去新疆学院任教，还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兴芒》刊物。不料，杜重远光明正大的活动竟遭到盛世才的猜疑。盛世才在杜重远的住宅周围布置特务岗哨，严密监视杜重远的行动。杜重远被迫于1940年冬辞去了新疆学院院长职务，在家养病。

　　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盛世才慑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表面强大，迅速向右转投靠蒋介石，进行反苏、反共，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暴虐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杜重远过于看重同学同乡的旧日情谊，多次直言相劝。为此，盛世才对杜重远更是忌恨在心。

　　1941年冬，盛世才炮制了一起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给杜重远加上“系受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主要使命，企图破坏后方工作”的罪名，将杜重远关进监狱。当时，由杜重远介绍到新疆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多被罗织罪名入狱，全案牵连数千人。盛世才为了置杜重远于死地，又自相矛盾地给杜重远扣以“苏联间谍”、“共产党”等罪名。杜重远在狱中受尽折磨，于1943年10月（中秋节后），被毒死在特别监狱里。

　　杜重远殉难的消息，1945年才传入内地。7月24日，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为杜重远举行纪念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誉称杜重远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黄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