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弃实业 抗日救国

　　杜重远的抗日爱国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他恨之入骨。起初，日驻奉天总领事冈村企图以高宦相诱，杜重远愤怒拒绝道：“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1929年，他同阎宝航发起组织辽宁省外交协会（附设于总商会内），经常邀集各界人士研究国内外形势，响应关内外各地的爱国运动，督促南京政府实行革命外交，支援东北地区的反日运动。同年，总商会改组，杜重远被选为工会会长，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的公署秘书。1930年，杜重远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开幕仪式，倡言发展国货，抵制日货。期间，并同军政界、工商界、文教界的头面人物进行广泛联系，从此，逐渐成为大家所熟知和有影响力的爱国人士。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沈阳。日本关东军视杜重远为反日首领，到处缉拿他。杜重远为躲避关东军的追捕，不得不忍痛舍弃苦心经营八年的实业，乔装入关，逃到北平，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等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同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北京）成立，杜重远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此后，他经常奔走于各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1年11月，杜重远先后参与组织和支持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在嫩江桥率部抗击日军多门师团、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和热河抗战活动。他在上海和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发动群众给马占山部募捐，从物质上与精神上给予极大的援助与鼓励。

　　从1931年冬至1932年春，杜重远以记者的身份，在长江流域的湘、鄂、川、赣、沪、宁等省市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进行了60余次讲演，以激昂慷慨的言辞激励各界同胞抵御外侮。每到一地，他都把见闻写成通讯寄给邹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他曾诚挚地向《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表示：“望兄紧握着你的秃笔，弟愿喊破了我的喉咙，来向这个冥顽不灵的社会猛攻！”为了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他积极支持邹韬奋创办了一份日报。1932年春，以邹韬奋为主，杜重远、李公朴、胡愈之等共同发起筹备《生活日报》，由于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未能如愿。邹韬奋愤然出国。杜重远挺身而出，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发行人。在发刊词上，他明确宣布：站在反帝的立场，为求民族生存而斗争。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无理要求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编者和作者。国民党当局仰承日本帝国主义的鼻息，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公开宣布抗日非法，救国有罪。杜重远在法庭上愤激喊出了“我不相信这是中国的法律！”遂在6月30日给《新生周刊》最后一期写的《告别读者诸君》一文中号召民众“鼓起斗争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他还满怀信心地指出：“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