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前书写生死报告

——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团队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有这么一群特殊的医生，他们数十年坚守在方寸之地的显微镜前，书写着关乎患者生死的一纸报告。他们的报告是判断一个肿块或者一个瘤子良恶性和疾病分期的唯一标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被形象地喻为病人的“法官”。

　　是的，这群特殊的医生就是由百余位医师和技术员组成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团队，他们也是全国病理学界的“领路人”。

　　我们的工作就像“破案”

　　走进肿瘤医院病理科，这里没有喧闹声，安静得连皮鞋发出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不少年轻医生正专注地坐在显微镜前，进行着病理诊断。在一个甲子的岁月里，经过几代病理人的共同努力和默默耕耘，如今科室已经成长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卫生部临床重点学科，拥有乳腺、胃肠道、淋巴等近10个亚专科。全国各地患者纷纷慕名而来，科室每天处理的病例达150至200例之多。

　　病理科党支部书记王朝夫曾经是一名外科医生，转行到病理科后，他深深爱上了这个工作，“说实话，在医院里，病理科是个较冷门的科室，责任大、风险高，吸引力小。不过，我们的工作就像‘破案’一样，每当曾被判为恶性肿瘤的患者经我们诊断观察排除恶性，每当家属喜极而泣连声道谢时，我们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王朝夫清楚地记得，有一位父亲带着15岁的儿子来到肿瘤医院，当地医院确诊他儿子右下肢患了骨癌（骨肉瘤），需要马上截肢，对于刚刚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消息啊！整个家庭一下子陷入了绝望，不甘心的父亲怀着一线希望慕名来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朝夫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他儿子的病理切片后，对这位脸上写满焦急的父亲说：“别担心，你儿子患的不是骨癌，是良性的，不需要截肢。”原来，这个孩子在体育课上跳沙坑导致外伤，形成骨痂增生，却被误诊为骨癌。

　　开始这位父亲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一会儿，随即喜极而泣。第二天，父亲送来了一面锦旗，感谢病理科保住了孩子的腿，也保住了家庭的希望。

　　深夜10点这里依旧灯火通明

　　“做好每张片子诊断，不放过一个蛛丝马迹”是科室里从技术员到病理医师牢记的责任和使命。病理诊断工作可谓一个“流水线”工作流程。从巨检、包埋、染色、制片，到最后的读片出报告，每个步骤环环相扣。技术环节的好坏与医师是否能够做出清晰诊断有着紧密的联系。

　　最常见的手术标本在巨检室进行取材，标本要预先经过4%的甲醛（10%福尔马林溶液）处理，其挥发出来的刺激性气味经常将取材人员及记录人员刺激得眼泪鼻涕直流。后续的组织切片制作过程中，要大量使用石蜡、二甲苯、酒精等试剂，对人体也是一种相当大的损害。技术员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做好每项工作，确保没有一张病理切片因技术原因而被误诊。　　为了能更快更好地做好疾病诊断，众多病理医师经常未能赶上地铁“末班车”。深夜十点，走在医院长廊，病理科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2007年至2012年，肿瘤医院病理科各部门工作量均连续5年上升。平均每年冰冻病理7000余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病理会诊达26000例次（总量和日均会诊量居全国首位）。2013年他们的工作量再次飙升，冰冻病理达12556次，会诊量高达28803人次。就是在这种高负荷的压力下，他们仍保持着术中冰冻病理诊断和常规病理诊断符合率大于99%、常规病理诊断准确率大于99%这一极高的诊断率。

　　援疆六年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他们的脚步也曾在天山脚下驻足六年，为新疆医学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开创了从“个人援疆”到“团队援疆”的新模式。病理科于2008年9月起，连续派出2批11名专家作为中央组织部援疆干部，来到天山脚下，对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展开为期六年的“医疗援疆”工作。

　　在起初几年里，科室里一批又一批的援疆专家加紧编制完善工作制度，优化工作流程，建立完善技术、诊断和质量控制等一系列管理体系，进而从制度层面保证了病理诊断的“金标准”。与此同时，援疆专家根据先进的国际管理理念，邀请承担肿瘤医院病理科流程和空间设计的上海市卫生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来疆，优化空间布局。一个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集病理形态学诊断、免疫组化、分子病理检测于一体的现代化病理综合诊治平台正式建成，填补了当地空白。六年里，援疆专家先后赴和田、阿勒泰等地开展巡回医疗、学术讲座、病例分析等活动，迄今，共培养基层病理从业人员1200余人次。（王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