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宗“二王” 以用笔为上

　　中国书法，自晋代王羲之、王献之开始，进而形成了一个正大气象的大道传统。这个传统维系了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却也时时受到各种奇谈怪论的干扰，以至于出现一些歪风。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认为，赵孟頫“尊古出新，恢复文人趣味与笔墨形式之间的平衡，这在当时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法历史中，有两人在传续“二王”正脉中起到标志性影响。一位是元代的赵孟頫，是当时的艺坛领袖，在历史上则是中流砥柱；另一位是近现代的沈尹默，他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书法专业科，提出书法文化在20世纪中国战略地位的问题。同时，赵、沈两人都以自己精熟正大的书法实践引领了时代。

　　赵孟頫在书法上有极高的天赋。他早年临写过赵构，后学习“二王”，晚年对唐李邕下功夫，对石鼓文、金文、篆书、章草等都很有研究，被誉为“天机所激扬，一学便似”。同时，赵孟頫还是为极为勤奋的书家，相传他一天能写1—2万字。

　　赵孟頫的书写是基于对汉字书写的学理性探索和规律性把握。其书法往往看似平淡，实际则蕴含高深的修养和广博的文化内涵，一般人初学不易深入。连董其昌这样的大家在年轻时也对赵孟頫的书法不以为然，直到晚年才觉悟道“始知吴兴（赵的故乡）书法之妙。”

　　赵孟頫诸体兼善，书作留存众多。后世董其昌在《鹊华秋色图》跋中评价赵孟頫的书法“有唐人之致而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而去其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赵体”书风，被誉为“超宋迈唐，直接右军”“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

　　赵孟頫成就最高的书体当属行书和楷书。北京师范大学首任书法系主任秦永龙认为，《胆巴帖》是赵孟頫晚年最为成熟的楷书佳作，是学习“赵体”的范本。该帖的字体势方正稳健，浑厚圆活，骨力内藏，老劲凝重而又神采焕发，于规整中可见超逸之气。

　　赵孟頫在《定武兰亭十三跋》跋中提出书写的观点，他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已经成为掌握书法规律千古不变的座右铭。

　　多维创作 开元代多样画风

　　后人评价赵孟頫对中国美术的贡献，多认为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赵孟頫明确提出“士夫画”的概念，要求画家品行与绘画技法统一。20世纪初，以推动中国画革新著称的陈衡恪提出“文人画有4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与赵孟頫的理论一脉相承。

　　凡为大家总是多面，不拘于一门一派。赵孟頫打通了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画的创作，且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目，对后世影响深远。

　　仅以正在举办的故宫博物院赵孟頫书画特展上的画作为例。

　　《红衣罗汉图卷》是赵孟頫51岁时创作的，被誉为“用线凝重，敷色浑穆，人物形象注重体量感和性格特征的刻画”。实际上，画中罗汉的脸部已有一定的立体感刻画，极为传神。这种手法，在齐白石早期的人物脸部创作中也有传承。

　　《水村图卷》用传统平远的视野描绘江南水乡景色，技法上受到董源、巨然的影响，也体现出赵孟頫书法用笔的特色。因此作品更加富有笔墨之美的程式感。

　　《浴马图卷》结合青绿山水与浅绛山水两种画法，在颜色的罩染和墨色的处理上显得极为协调。而色墨关系至今仍是中国画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赵孟頫在花鸟画创作中使用了勾勒填彩和水墨写意两种技法。这次展出的《秀石疏林图卷》显然是水墨写意。这幅作品中，赵孟頫发挥了水墨写意干湿浓淡变化的节奏韵律，在苍茫中见滋润。这与他精通音律也有内在联系。

　　赵孟頫的绘画当然也饱受争议。只是，无论什么观点都不能否认赵孟頫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的重要建设者。（肖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