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他一心关心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和发展。教育部几次请他出山担任其他高校的主要领导工作，他都辞谢了。他安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安于在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安于30多年的清贫人生。

　　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宋涛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学版的主编工作，寄给他的编辑费，他分文不用，交给教研室秘书保存，准备公用。这笔钱一直积攒到“文革”期间，他被作为走资派打倒，这笔钱被人分掉，而宋涛等“黑帮”无资格分得一文。约在1954年，学校统计教师工作量，超工量的发超额工资，宋涛获得700元超额收入。这等于当时他月工资的几倍，但他全部交了党费。

　　改革开放后，宋涛面对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勤于写作。1994年，他把自己十多年积存的稿费收入，全部用于设立“宋涛奖学奖教基金”，主要用于奖励经济系的优秀学生。

　　宋涛待人接物的风范也令人钦佩。他与国内诸多经济学界老前辈，如许涤新、孙冶方、陈岱孙等，都相处融洽、互相支持。他对各路的老中青学者也具有凝聚力，胸怀坦荡，团结共事，只对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表达强烈不满和反对。

　　1985年，教育部高教司倡导和组织建立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宋涛被推举为研讨会的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的成员是由八所重点大学的著名学者组成的，其中有吉林大学的关梦觉、北京大学的胡代光、南开大学的滕维藻和谷书堂、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武汉大学的谭崇台、西南财经大学的刘诗白、厦门大学的吴宣恭。我被任命为秘书长，后来又加入陶大镛和陈征教授。

　　从1986年召开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直到2006年，宋涛一直参加了20次领导小组主持的论文评审会和20次大型研讨会，没有缺席过一次。而且，他带头搞好会风，自己每次会议都提供论文，不管是开大会还是小组会都按时参加，从不迟到早退。2006年，在西安召开研讨会，他以92岁高龄主持会议。之前，他因摔倒碰破前额，贴着纱布。与会者从爱护其身体角度出发，建议他以后可以不再主持和参加会议了。

　　我把意见转告宋涛，获得他的同意。在闭幕会的主席台上，我宣布这一决定，表示宋涛要与大家告别时，与会者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表示对这位领军人物的敬意和难舍之情。此后，这一会议的领导小组交给下一代学者接班，不少后起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一研讨会的学术活动。这与宋涛的领导和指导作用是分不开的。

　　宋涛一生担任过很多重要学术和行政职务，但学生们只称呼他老师或同志，我与同辈们也只称他“同志”。

　　三

　　宋涛做学问重调查研究，重理论联系实际，重理论是非由实践检验，绝不随风倒，真正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袁宝华赞扬他重调查研究、重理论联系实际时，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宋涛对袁宝华说，你搞的那个承包制可能有问题，大家有意见。袁宝华回答说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深化改革，只能先走这一步，希望大家研究这个问题。宋涛到首钢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对袁宝华说，看来现在搞承包制也有其道理。我曾同宋涛多次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或应邀讲学，一般都会事后去工厂和农村以及先进单位参观和调查，以加深对实际情况，特别是对改革开放新形势的了解。

　　在“文革”初期，宋涛是校内第一个被贴大字报受批判的“走资派”，说他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对学生们的学习和考试严格要求，也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许多污水泼向他，连他将超额工资交党费、不追求名利也被批为伪君子，不断被批斗。

　　随后，我也被打成叛徒、特务，被关押、批斗。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后，我和宋涛以及经济系的其他十多人被关进“专政队”，饱受污辱和折磨。后来，其他专政对象逐渐被释放，最后只剩我与宋涛两人仍被关押在一个大屋中。但这也给了我与他倾心交谈的有利机会，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关怀。我与宋涛一直到1971年在江西“五七”干校时还在受审查。宋涛是1972年才被宣布解放的，而我是1974年在北京才回到人民队伍的。

　　宋涛几经磨难，仍坚持独立思考、不随风转的治学风格。他具有较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识别能力。

　　宋涛看到或听到校内外的某些歪风邪气和不良作风，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和各种腐败情况，十分气愤，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常向校领导反映校内的某些不良现象，甚至提出批评意见。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高校不重视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情况，非常忧虑。曾上书教育部相关领导，提出意见，并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