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破冰”需要“寻真”勇气

——柳鸣九先生的学术求索之路

1981年，柳鸣九（右）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左）在她的寓所会面。

　　【大家】

　　清楚地记得是在2011年5月，收到了柳鸣九先生赐的新作《名士风流》，拜读后我在扉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柳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之一。敬重他，不仅因为他的学识和胆识，也不仅因为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更不仅仅因为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而是因为在他身上我见到了朴素的存在与求真的勇气，因为他身上闪烁着‘真’的光芒。”

　　一

　　柳鸣九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潜心学术。学者生活大抵都有些“平淡乏味”，先生自嘲是个“相当无趣的人”，数十年如一日，读书、编书、译书、评书、写书，与书同伴，一路思考探索，仿佛诚朴求真不过是尽到学者的本分。但想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细察柳鸣九先生走过的路，一个“真”字，说着简单，竟也在很多时刻成为世上最难做到的事。

　　“真”是有分量、有棱角的，有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真，光辉闪耀，却也锋芒锐利。求“真”本就需要胆识气魄，而敢为他人先，言他人所不敢言，更少不了真正的勇气与大智慧。正因如此，贯穿柳鸣九先生近六十年学术生涯的一个“真”字，终成为他的独特与最可敬之处。

　　学界谈柳鸣九先生的学术贡献与胆识，似乎不约而同都会说起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萨特思想及其作品的译介与评论。2005年，适逢萨特诞辰百年，国内多家大型报纸、周刊纷纷开辟专栏，回顾与检视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行”，而柳鸣九先生被学术界一致视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面对如此赞誉，柳鸣九先生的态度谦逊如常，坦言自己“深感受宠若惊”。诚然，他并非最早向国内译介萨特作品之人。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起，便开始接触萨特的思想及作品，但直至“文革”结束，这位存在主义思想家与文学家在我国都一直是批判的对象。

　　存在主义哲学本身被视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一些出版说明则将萨特简单看作“日暮途穷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心理的一种表现”。萨特的思想和作品究竟如何，中国绝大多数读者没有机会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又遑论臧否优劣？

　　钱林森教授有句话说得很中肯：“对于我国绝大多数读者来说，第一次知道萨特这个名字，开始较为了解其人其文的，恰恰始于萨特逝世那年（1980）中国人写的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而这篇长文的作者，正是柳鸣九先生。

　　1980年，萨特逝世。柳鸣九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长文《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充分肯定这位20世纪伟大思想家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对从前的研究工作具有纠偏意义的重要意见。《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从三方面出发，就作为哲学家的萨特之哲学体系、作为文学家的萨特之文学作品以及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萨特之社会实践，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辩证的评价。

　　柳鸣九先生把萨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中的人加以剖析，予以历史的定位，冲破了当时种种限制与束缚，打开了萨特研究的禁区，为中国学界进一步了解与理解萨特的思想提供了可能。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萨特热”，这位法国重要思想家与其“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的理念深深印刻于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二

　　知识界关于柳鸣九先生与哲学家萨特的集体记忆常引我深思。先生的创举背后除了扎实的学术功底支撑，更涌动着求真求实的思想之源。他以不同寻常的勇气为萨特辩护，以非凡的洞察力剖析萨特思想的内核，其意义是深远的。柳鸣九先生自己说过：“我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而替他办签证的客观经历，这个故事既是我个人的，也是公众的，它展现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真实。”

　　1980年前后，改革开放伊始，柳鸣九先生勇发时代先声，其用意，远不限于对萨特的研究与评判，而是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以此承继其求真的初衷，勇敢地延续其思想“破冰”的行动，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开思想解放之先风。

　　事实上，《萨特研究》是柳鸣九创编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第一辑。而丛刊的诞生则是当时他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破冰”行动之延续。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东风吹拂，思想解放萌芽渐发。然而，学术文化领域，尤其是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还有一座“阻碍通行的大冰山”：日丹诺夫论断。

　　对此早有“反骨”的柳鸣九先生深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启发，也早自1978年起“三箭连发”，誓为外国文学研究“破冰”：先是于1978年在广州举办的第一届外国文学全国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之发言；接着又将此报告整理成文于《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最后则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组织系列笔谈，扩大影响。

　　众所周知，第一届外国文学全国工作会议上名家云集，而《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当时唯一一家外国文学评论刊物”，这场“破冰”行动自其伊始便得到热烈响应。更重要的是，《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矛头直指日丹诺夫论断，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不同流派、作家和重要作品加以重新梳理，对其阶级归属、思想根源、评判标准与艺术特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

　　关于“破冰”行动的始末，柳鸣九先生在2016年年底出版的《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一书中有详述，细心的读者不难体会到，他对苏式意识形态的文艺界代表人物日丹诺夫的批判，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是对思想解放运动的自觉响应。对日丹诺夫的批判，对于文艺界而言，是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的拨乱反正之举，而对柳鸣九个人而言，其目的是要挣脱苏式意识形态的枷锁，在学术的田地里独立而自由地耕耘。

　　1979年后，国内对西方文学的积极译介打开了新局面，对西方文学思潮、作家与作品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得到不断拓展，其中不能不说有这位“破冰人”一份不可忽略的历史功绩。

　　每每想到这点，我便不禁赞叹于柳鸣九先生敏锐独到的学术目光，更敬佩于他求真敢言的非常之勇气。毕竟，在乍暖还寒时候张弓破冰，难免要经受倒春寒的侵袭。

　　然而，面对这种种冲击，柳鸣九先生只在《围绕〈萨特研究〉的记忆》一文中平和地写道：“大概是因为我多少有了一点‘彻悟’，所以不知不觉平添了若干抗压性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