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出现没有被污染的新一代，是他按捺不住的渴望

　　他对于新出现的作家的文本十分关注，一些活跃的新人很快被写入散文的教材里。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文坛单一色调的忧虑，在他的眼里，希望出现没有被污染的新一代，则是按捺不住的渴望。

　　忘记在哪一次聚会里，听他谈论文坛的情况，颇为兴奋。他向我介绍新发现的几个学者散文集，大加赞赏。而对于几个有争议的作家的评价亦颇公允。他对于那些异端者的文字的欣赏，看得出其内心的热度。一个忠厚老实的人，思想却在异端者流的韵致里，这是刘先生耐人寻味的地方。

　　他的许多学术友人都是我的朋友，有时候也偶尔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一年他从南方回来，邀我和张梦阳、李静等人小聚。席间讲起文坛新出现的思潮，他关切得很，好似也疑虑重重。那时候他的几个弟子思想是较为活跃的，他担心受到一些冲击，并强调包容的重要性。他不去刻意表述自己的主张，但你能够感受到他的主见，而同时自己又能够努力去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存在。他知道自己这一代人的限度在哪里，故能够避免武断的产生；又会虚心去瞭望陌生的存在，和时代的某些鲜活的精神就暗自吻合了。这时候他的快乐，从其语气里可以感受一二。在教学的时候，这种感受都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们。

　　作为从“文革”过来的一代人，他的许多学术思考，都留下了与那段记忆的搏斗的痕迹。那些灰暗的经验成了他思考新的文学的内因之一，他的奔涌的神思乃对于早期记忆的挣脱，而审美意识最为深切的部分，都与此有关。这种执着的学术努力，和今天一些浅薄的学术言论比，显得异常凝重。这可以说是我们了解那一代人的精神入口。

　　现在，刘锡庆先生已经长眠在遥远的南国，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那里有比北方更多的绿色，环绕他的，是花草的馨香。知识人生的一生，有的写出境界，有的活出境界。刘先生是两者兼有之人。在我所结识的学者中，他算是一个微笑的异端，可谓学林中苦苦的探索者。经历过“文革”风暴的人，大凡还能独立思考和写出新的文字者，乃因为有人性的定力。他们的内觉之深，后人未必了然于心。现在想来，这些在今天越发显得珍贵。那是风暴后留下的奇迹，对于这一代人的经验，我们所知所思者，的确都很不够的。

　　“五四”传人，却又流露着古典的韵味

　　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

　　在考场上，我再次见到先生

　　我并非锡庆先生挂名弟子，却常以弟子自居，且先生亦视我如同己出，个中缘由还得从我硕士入学前的几年说起。

　　大学毕业那年我报考了北师大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专业成绩出来时满以为没有问题，然而英语却给了我致命一击。彷徨低落之时，或有朋友劝我说，去京城走一趟，看看能不能争取……于是我就带着公木老师的推荐信南下找到了锡庆先生。1996年3月25日左右我在锡庆先生的家里见到了他。先生拿出报考学生的成绩单给我看，然后很抱歉地跟我讲，破例录取几乎不可能。尽管来之前我就已知希望渺茫，但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在先生面前委屈地哭了。辞行前，先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再次见到先生时，我已在长春的一家省直机构就职半年，因春节回乡探亲，路过北京，就顺便探望先生。还是那间小客厅，还是彼此坐在原来的地方，不同的是，先生好像苍老了许多，像大病初愈——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先生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前几个月，正在病中。坐下来大概不到1分钟，我觉得先生的身体状况不能久谈，就慌忙起身告辞，倒是先生有几分诧异地说再坐一会儿。

　　接下来两年的时间我便没有再见到先生。1998年的上半年我几乎就要走到了放弃一切梦想的边缘，准备随时向世俗低头。然而，不屈的个性终究还是把我拉回了考研的大军。1999年春节前，我考完试再次经过北京时，第三次见到锡庆先生。印象中，先生的精神好了许多。

　　1999年3月，我终于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面试通知。在考场上，我再次见到先生，他很高兴，跟在座的所有面试老师说：“他不错，考了好几次，每次专业课都考得很好，就是每次都栽在外语上。”对于我的外语差这一点先生还真的是印象深刻，以至于三年后，我顺利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向他报喜时，他在祝贺之余，却忽然很严肃地问了我一句：“还有比你英语差的没有？”

　　入学以后，我挂名在杨聚臣老师的门下。杨老师出生在1940年代末期，论辈分是锡庆先生的学生。杨老师为人和善，三年的学习中幸得他的照顾，算是极深的缘分。9月20 日，我还是习惯性地去探望了锡庆先生。这是我入学后第一次登门拜访，还是那间熟悉的小客厅，熟悉的小八仙桌，还是彼此坐在原来的地方，然而不同的是彼此的心境。那一次我印象极深的是先生见我的第一句话，“这都是命！”

　　后来我才知道，1996年是锡庆先生最后一次招收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