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凌云峻有骨 春雨润物细无声

——怀念傅璇琮先生

傅璇琮先生

　　今年1月23日，我正在杭州。刚过午，突接北京电话，说傅璇琮先生病危，上了呼吸机。来电话的是傅先生的大女儿傅旭清。我心里一震，准备第二天立即赴京。不料，大约下午三点半，旭清女士又来电话，说傅先生已仙逝。杭州几天飞雪已停，出了太阳，一听到这一噩耗，顿觉天地昏沉，脑子一片空白，呆呆地望着墙壁，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为人”：从一本书的情缘说起

　　我第一次见到傅璇琮先生，是1984年夏，兰州唐代文学会。那时我还在江西师大读硕士。傅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当时已是唐诗研究名家，他在会上的报告令我印象深刻。声音不大，简要平实明快，透着一种统摄全局的气魄和洞悉发展未来的深邃眼光，有一种凝聚人心的吸引力。后来，我到南开大学师从罗宗强先生读博士，而傅先生对罗先生一片深情，我也有幸得到傅先生的直接指教和帮助提携。1989年6月，有幸请傅先生主持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那时政治风波尚未平息，傅先生和另外两位先生乘车穿过还是戒严状态的城区，冒险到天津。那情景，十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后来我成了博士生导师，也有幸请傅先生主持了我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每次请傅先生，他都交代，只住普通房间即可，且往返京津车票由他自己负担。

　　当然，感受最深的是傅先生对我做《文镜秘府论》整理研究所倾注的极大心血。《文镜秘府论》是研究六朝到唐代诗文作法的一部重要著作，以往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主要在日本。1995年，我赴日本做相关的资料调查和研究，起初发现不少问题，具体怎么做并不很清楚。远在异国的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傅先生。于是给傅先生写信，说了我的想法。很快，傅先生回信说，“考虑再三”，希望我从自己的研究角度作，充分吸收现有成果；且回国时把要用的材料带回来，再作商量。于是，按照傅先生的意见，我展开全面研究和考证，进一步发现有很多材料需要在日本解决，同时，写了相关文章送呈傅先生。傅先生又很快来信说，时间很紧，在日本的几个月要集中搜集资料，把中国不易看到的尽可能先掌握，至于做考证或理论研究则不妨回学校后再细心考虑，且“有些具体问题你回来后我们可再商议，我一定尽我所知抽出时间与你共同商讨”。傅先生的信，对我那次在日本最后几个月的工作方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6年9月，我从日本回国。一年半的时间，收获是巨大的。重要的古抄本都看到了，所需的资料基本都带回来了。我即向傅先生写信汇报。傅先生很快复信说：“你在治学上满载而归，这是最令人羡慕的。”然后告我来京。他是那样的高兴，就像是自己的项目有了大的进展。

　　应傅先生之约，不久，我到中华书局谈了一次。傅先生说，一定要整理出一本高水平的书，要写成一个总结性、长编性的东西，让日本人以后研究《文镜秘府论》，也要到中国来看这本书。他建议我做一个整理稿，一个研究稿。提纲挈领几句话，事实上规划了整个整理和研究的蓝图，同时也提出了很高的标尺和要求。我后来就是按此规划做的。接着，在傅先生的帮助下，这部书顺利地被列入了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同时被列入了国家古籍整理“十五”规划重点图书，并得到了国家古籍小组的出版资助。

　　1999年9月，傅先生忙于办理赴台讲学手续，仍给我来信，细致地谈到了他去台湾时我可以和谁联系，资料的选择和处理等问题。“资料在搜集时尽可能齐备，但写入时宜有所选择，要使人觉得著者是有眼光的。”

　　当《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基本成书，进入编校环节，傅先生也是琢磨再三。就书前是否要有序，傅先生考虑再三，最终决定不写序。2002年9月28日，傅先生来信说：“鄙意此次关于《文镜秘府论》之研究著作，更应保持超然独立，坚持品格。无他人之序，更显示气节。”书前有名家的序，是一种提携，一种评价。但书前没有序，书的评价完全交由学术界，让整个学术界做出评价，让时间来进行检验，可能更为客观。此外，蒙傅先生慨然惠允为此书题签，其墨宝清峻刚劲有骨力，正体现了他所说的独立品格和气节。

　　书未出版，傅先生又关心书的宣传。2003年12月，傅先生来信说：“《文镜秘府论》一书，不知明年上半年是否可以出版，我当去问一下。此书规模大，一般人不会很注意，我建议，以此书的前言、后记为基础，写一文作自我介绍，约三四千字，写就后寄我，当向《古籍简报》介绍。”在傅先生关心下，《古籍简报》较早介绍了《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2006年4月，四卷本《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终于顺利出版。我去中华书局看望傅先生，他眉宇间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可以说，这部书的酝酿诞生，和傅先生始终联系在一起。傅先生的信，一份一份我都珍存着。

　　“润物细无声”。在学界，很多学人得到过傅先生的提携帮助，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如果都写下来，可以编成一部厚厚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