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你的创作影响深远的业界前辈？

　　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恩师王季思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后，我原想留在中大读研，继续当王季思先生的研究生。但因“出身问题”没被批准，分配到北京市文化局工作。我和王先生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后来他得知我写历史剧，告诫我说：“希望你用做学问的精神去写历史剧。”这句话对我影响深远。我每写一部历史剧，总是习惯性地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觉得如果不把相关史料和学术成果都找到、看完，心里便不踏实。我写的剧本后面附录的参考文献，少说也有几百部。往往为了订正某个细节的真伪，或者探究某个虚构情节是否“可能”发生，我会夜以继日地与故纸堆打交道，几经反复，否定之否定，那些考据连痕迹都没有留下，或问“白干了”，我说不，“学问留下了”。北京人艺一直努力构筑“学者型的剧院”，我以为倘若认可剧本是一剧之本，那么这个“学者型”应该从编剧做起！

　　3当初调到人艺是因为得到曹禺和于是之的赏识？

　　也可以这样说。我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开始分配到北京文化局。几部戏出来后，先后担任中国评剧院和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兼任编剧。1989年秋上，得到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第一副院长于是之的提携，调入人艺。曹禺应该是通过我的作品了解我的，他还在全国的专业会议上当众表扬过我的作品《南唐遗事》。我到人艺后，不到半年就写出了话剧《李白》初稿，曹禺先生读后给我写了信，并集杜诗赠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于是之也很欣赏这个剧本，剧院决定让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来导演这个戏。后来在于是之和苏民的帮助下，剧本反复修改多遍，1991年上演。这是我在人艺创作的第一部戏剧，由于主演濮存昕的出色表演，该剧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也算是没有辜负曹禺和于是之对我的信任。

　　4你对近几年中国话剧市场的发展有何看法？

　　我觉得北京人艺的剧作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一直坚持为艺术而创作。我在人艺写剧本没有稿费，只是演出的时候有少量提成。所以要是为钱写戏的话，就不能在人艺写。现在为钱写作的人越来越多，这种风气很可怕。我不喜欢近些年话剧市场的商业运作，这样肯定没有好作品出现。正常的戏剧现象应该是戏剧本身质量好，表、导演好，综合性程度高，票房才有好效益；而不应反过来操作，先炒作出票房收入，再反证戏剧身价，这是不诚实的商业欺诈，不应该是艺术家的作为。艺术精品需要经由受众的认可，历经时间的检验，而不是用一时的票房高低来衡量。若用戏班老话，我希望“戏保人”，不仰仗“人保戏”。

　　5你说并不是为所有人写戏，也不指望所有人接受你的剧本。

　　你理想的观众群体是？

　　我很赞同英若诚的这个观点：“话剧是小众化的艺术，是知识分子的艺术。”我认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受众是不一样的，不要指望你的戏剧全民都能接受，戏剧有文野之分，观众也有雅俗之别，我个人觉得，昆曲是给阳春白雪看的，评剧是给下里巴人看的，而话剧是给知识分子看的。我独钟知识分子群体，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知识分子服务。

　　高雅艺术不能追求票房而变成低俗艺术，对于俗众，需要的是俗众改变自身，提高品位，去向上高攀，而不是高雅艺术放弃品格，去向下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