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在生活上极其节俭，但是，对学问却永远不满足。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成书后，除部分公开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颇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1984年《光明日报》曾有专版介绍吴先生的研究成果。吴先生在《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说他完成《文心雕龙义疏》以后，“为时流谬许，余以天道恶盈，不自满假，尽力而为，功庸弗怠”，“昔仲尼俛焉孳孳，锲而不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学然后知不足；先生（指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余师范贤圣，亦将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误正俗，恒久以求真是”。因为吴先生读书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文心雕龙义疏·自序》说：“不惧我书与粪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冀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先生治学，强调学术创新的价值，并把创新和恪守师法结合起来。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欧阳竟无大师的师生之争，熊十力先生是欧阳竟无大师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识论》，与老师的意见相左，但不影响熊十力先生对欧阳大师的尊师感情。类似的例子，先生还举刘向、刘歆父子为例，刘向是今文学者，而刘歆则服膺古文学。吴先生认为，这种区别，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动学术进步。吴先生在《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论述创新的重要时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应人，大亨以正，四时成而文明说，革之为义大矣哉。”

　　吴先生一生手不释卷，每读书，必于书中留白处留下批注，为了便于批注，先生所购书，多为线装书，多次诵读，每有新见，则加新批注，有修改，则换一种墨水。翻开吴先生的藏书，五颜六色的批注扑面而来，而宣纸的不渗透的优点就显示出来了。到了晚年，吴先生才开始整理批注，誊抄在稿纸之上。20世纪中期以后，批判传统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使吴先生的读书习惯受到极大威胁。“文革”期间，据说有领导拿着吴先生的手稿讥笑，“文革”后，吴先生任教于武汉大学，因不喜与俗人周旋，被嘲笑为“冬烘先生”，也有人认为吴先生的学术方法过时了，但吴先生坚定不移，泰然如常。

　　吴先生对现实社会之权势人情，异常隔膜，但时事改易，人心叵测，吴先生一生坎坷，却仍始终不改志士气质，高尚其志。吴先生生前家中厅堂之上，高悬马一浮先生画像，每至忌日，必作礼拜，数十年不辍，而对门人弟子，时时牵挂。吴先生一生的行止，以及对先生和弟子的情怀，秉持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气概。吴先生去世之后，近些年，人们逐渐注意到了吴先生的治学方法的价值和学术成就的影响，吴先生在九泉之下，或许可以欣慰了。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