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空定律严格约束叙事

　　呈现彻底的东方式景观

　　记者：《长江图》是一部典型的艺术片，宣传语却打出了科幻、魔幻的标签，您对观众有什么提示吗？

　　杨超：最近路演、点映一路走下来，观众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发现全都是蒙圈，充满疑问。我想提示大家，如果你想看到一个节奏紧凑的类型片，想看起承转合的故事，恐怕很难看懂《长江图》；你也没法带着传统艺术片的预设去看。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诗电影”，就是那种可以随意做出结构调整的电影。其实《长江图》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科幻片，因为时空界定非常严格。我在写剧本的阶段写了一个时空定律表，我坚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秦昊演的高淳这个角色，他看得到的，观众才能看得到。这也就保证了我们所看到的女孩的所有情景和影像，都是男人的视角。它是个叙事电影，是一个闭环的故事，虽然带有抒情性，但不是导演抒情的表达。它的每一格画面都经得住大家去看、去感受，可是它又有严格的、严谨的视觉设定和时空结构，这个时空结构完全不是东方式的，而是西体中用，体系是西方式的，但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彻底的东方式的景观，两者之间是一种有趣的碰撞，有待于大家去发现。

　　记者：和不久前的艺术片《路边野餐》一样，《长江图》里面也有一部诗集，是电影里非常重要的道具。

　　杨超：《长江图》里的诗歌，其实是时空设定的一部分，也是剧情的一部分，而不是我本人对这个电影的文学表达，或者注解。这些诗完全是秦昊演的这个角色——上世纪80年代末的文学青年，他跟着父亲跑船，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上岸去游历一些文青都会喜欢的人迹罕至的人文景观，在那些地方他写下一些诗句，每一句诗句下面都有一个地名的落款，大地名加上一个小地名，比如“上海·吴淞”。后来他把这些诗句抄在一个本子上，给这本诗集命名为“长江图”。全部诗句都不是导演对主题、或者剧本的直接发言，而是我化身为高淳这个角色——那个80年代末的Loser（失败者）文青，对他们当时所处社会的那种感触，当代的我当然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去说话。我不是诗人，我是编剧，化身为诗人，替剧本写诗，这些诗也不是我之前写的，是我完全为剧本写的。

　　记者：您也通过这部电影回到了文青年代。

　　杨超：我本人现在就是一个失败的文学中年。我觉得电影里的这些诗写得帅不帅酷不酷是次要的，大家没有必要去探讨这些诗歌的文学意义，而应该去看它在电影的时空结构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大家最后在影片中看到的诗歌也是经过多次调整，为了适应不同的版本，跟画面合一，带来完整的冲击力。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长江图》需要以文学和诗歌来做出解读，我更愿意大家在时空中去解读这些文字和画面的关系。

　　记者：《长江图》这个名字还是非常奇怪的，说说它的来历。

　　杨超：这三个字很酷吧？非常漂亮，非常具有汉语的音节性，又准确说出了这个词的属性，很扎实，像纪念碑一样。要是叫“长江万里图”就很傻。汉语就是这么微妙。后来片头选字体的时候我想把它写成书法，但是在制片人王彧的建议下还是用了现在这个工业感很强的字体。它不是一个老旧的东西，这三个字既传递了中国传统的信息，又传递了西方的信息、当代的信息，它不老气。

　　我们这个电影一开始叫《信使》，因为最初想到一个故事情节，一个男人开着船逆流而上，从上海到重庆去给一个流浪的女子送一封信。其实现在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两个人交汇的，只不过把一次送信变成了很多次交汇，带来很多时间的质感。我们把特别私密的两个人的关系放在一个特别宏大的背景上去拍摄，让观众每时每刻都笼罩在极大的张力之下。很难说它是一个人的心灵史，还是长江这条河流的历史、传统的历史，它们已经交织在一块儿了。

　　努力拍出一点点腾龙之河的影子

　　让观众在银幕上开始一次航行

　　记者：最初是什么力量或者机缘促成您要拍《长江图》？

　　杨超：一个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会有一个远景，也会有一个导火索。我从小对水和船就有一种向往，有一种生理上的喜爱，这是这个电影最原始的背景。我在做了失败的文青之后，又对关于这条河流的文学想象有了一些积累，这些都在慢慢发酵之中。后来我拍《旅程》时拍到了长江的两个场景，这条河流给了当年的我很大震撼。《长江图》最初的创意来自我个人对长江的认知，一方面我生理上喜欢它，很爱它，一方面是我对它的想象，我觉得长江是一条铺陈在大地上的活的龙，是一个巨大的、恢弘的自然事物，它凝聚了特别多的历史信息，没有被工业文明所淹没。今天的北京城和唐朝的北京城根本就是两个世界，但是今天的长江和唐朝的长江，在某些段落还是完全一样的。江河保留了历史的信息，我对此有一个想象，有一种迷恋。

　　记者：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章明的《巫山云雨》都是以长江为背景，您的《长江图》如何突破他们的重围？

　　杨超：长江不光是一条水道，长江是一条审美之河，一条魔幻之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文化的长江或意识的长江。但是这层意义，这些年来很少被讨论，因为长江被工业文明，被城市文明改变得太多，很多生活在江边的人都觉得长江不好看。说实话我也觉得长江不好看，看到三峡我真是有点儿不忍目睹，跟密云水库差不多，当年那个腾龙之河在哪呢，在哪呢？我们就试图用我们的胶片，我们的影像，努力拍出一点点腾龙之河的影子。我相信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只要长江这条河流对我们有意义，这个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和我们有关系。这不是仅仅是看一部电影，而是一次航行，就像电影中那个船长一样。你会感觉到重重水雾，阵阵涛声，会听到各种表情的马达声，疲劳的、努力的，马达声像音乐一样回荡在影片里。

　　记者：这种航行本身更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穿越。

　　杨超：就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像杜甫说“无边落木萧萧下”，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这些文化想象都成为我们对这条河流的幻想。真实的长江是什么样的？就是一条物理意义的河流，是我们国家的第一长河，黄金水道，它还会暴发洪水，这是现实，但《长江图》这个电影写出了我替大家幻想出的长江，它有某种时间上的魔幻性，这个电影的叙事结构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记者：《长江图》开机是2006年，这么多年过去，觉得长江的变化大吗？

　　杨超：还是挺大的。2006年我第一次坐客轮，那次之后长江客运就停航了，只能坐游轮。这种客轮有一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觉。三峡那一段现在水位更高，所以山就变矮了；奉节的老城、新城变化很大，有的桥被淹没了。当时在采风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不管是别人拍的影像，还是我拍的短片，展现的都只不过是长江的万分之一，人眼看到的长江是最无法替代的，希望大家亲眼去看长江。

　　记者：《长江图》强调了您与第五代导演的不同之处，就是个人视角。

　　杨超：《长江图》始终是从我个人的视角出发，我看长江、我看中国文化。里面涉及的民俗传说、故事细节，都是我编出来的。并不是我要寻找一些奇特的民俗，而是想告知世界中国有这个，也许现实中没有，但理想中是应该有的。这个电影的出发点是故事，虽然表面看起来它是一个“诗电影”，但其实我更愿意把这个词倒过来，叫它“电影诗”。因为它不是一个导演随意挥洒、自由抒发的结构，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故事结构，是因为长江这条河流而生发出来的故事，如果换成黄河，就不能这么拍了。这也是我对故事、剧本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