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出生于1933年，湖南娄底人。1965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现任广州大学“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主任、法学院名誉院长，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

　　当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点赶赴到广西大厦的咖啡厅时，却发现李步云先生早已等在了那里。年末的北京格外寒冷，李步云先生依旧西装领带一丝不苟，只是在衬衫外套了一件羊毛背心，而说起话来敏锐犀利的谈锋，让记者无法将其与一个年逾80的人联系起来。

　　被人誉赞为“法治三老”之一的李步云先生，如今身为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关于他的报道与评说，散布于中国法治进程的每一步，早已不可胜数。但李步云先生却从不简单地回绝媒体的采访，有人评价他这一生在推动法治这件事上永远“不知疲倦”，而他跟记者说，当年的那些“敢为天下先”，在采访中希望得到淡化，因为他更想多谈一谈这些年来对于法治的新思考。

　　首倡依法治国的法学家，并为之不遗余力地奋斗了几十年

　　采访中，李步云先生托记者带几册近年的新作给他在人民日报的老朋友，他说，他与人民日报的渊源颇深，他为中国法治“拓荒”的起点正是在这张厚重的报纸上。

　　1978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中国人的思想开始解冻。这年的年尾，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李步云先生一篇题为《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文章，一时间石破天惊，这句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常识，成为了那个时代法学界思想解放的先声。

　　从此，李步云先生就与人民日报结缘，不断在这片阵地上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1979年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动态》发表《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需要改变》一文，其中建议在后来中央的“64号文件”中被正式采纳。1980年，人民日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文，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要实行“以法治国”方略，同时李步云先生还与其社科院同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以法治国》的长文。后来“以”逐渐变成了“依”，但这些文献，却被法学界普遍视为在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和全面论证要实行依法治国。

　　为什么他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敏锐地抓住法治来临的时代信号，并为之不遗余力地奋斗了几十年？这或许要从李步云先生传奇的人生经历中寻找答案。

　　1933年8月23日，李步云先生出生于湖南娄底一个名叫艾家冲的小村子。自小浸淫于湖湘文化的他，一生都充盈着那里的精神气质，既有为民前驱的刚直耿介，又有经世致用的兼收并蓄。

　　早在1948年春，年仅15岁的他就在地下党员刘佩琪领导下组织“济世学会”秘密印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参军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并三次与死亡擦肩而过。1952年，他从一颗敌人落在其所乘汽车的炮弹下死里逃生，却不幸被炸断了左手，从此成为伤残军人，至今仍有当年的弹片留在李步云先生的体内。1957年，这位战场归来的英雄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北大法律系，师从法学泰斗张友渔教授。然而，毕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工作时却赶上了“文革”，这10年中他见证了“砸烂公检法”的思潮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冲击，也在4年农村的生活经历中深刻地了解了8亿中国农民的生活、需要和愿望。与共和国法治沉浮直接关联的生命体验，使李步云先生对于法治之于中国，有着下一代法学家所没有的理解。

　　“四中全会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这么好”

　　“法治”是专访中李步云先生谈到最多的一个词，他认为在中国法治前行的路上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依法治国”入宪，解决了理论认识的问题，法治从此不可逆转地成为了中国努力前行的方向；另一个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宏伟的法治蓝图就此铺开，为法治中国的前景给出了全面具体的路线图。“如今，法治倒退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倒退是死路一条。”李步云先生说。

　　李步云先生谈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法制部门相关负责人与老法学家座谈，曾特地来到他位于潘家园的家中征询他的意见。当时，法学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之后，立法工作将不再是推动法治的主要动力。对此，李步云先生针锋相对地说，立法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常态，是“进行时”，更何况我国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更不应该忽视立法的作用，而应让立法工作经常化。他认为加强立法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立出良法，为此他更是建言了良法的9条标准。李步云先生的观点契合了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后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正式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立法工作重要性得到了充分肯定。

　　“四中全会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这么好。”李步云先生说他对法治中国是乐观的。之前他就听闻了这次会议的主题，预感对法治的前途事关重大，于是便多方联系在各种媒体上鼓与呼。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讲，此前曾有人担心中国依法治国进程比想象的慢，他说这其中包含着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里缺乏民主法治的传统，落后的观念还深深扎根在一些领导干部中间，另一部分既得利益的阻碍让一些人不希望社会更趋民主法治。但这些都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实现了突破。